余㵑（1903—1988），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北京。1923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9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教授。1933 年编著出版我国最早以阐述病原微生物为主的专著———《病原学》。1942 年在上海开设医学化验所，兼同德医学院教授。后历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基础医学部主任。1956 年被评为一级教授。1978 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先进奖。1979 年任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所长。

一、早慧少年投身医学献才智

    余㵑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六岁进私塾，八岁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习。三年后，他考入北师大附中。十六岁以第一位的成绩被北京医专（现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录取。1923年，余㵑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科任助教。从此，微生物成了他一生研究的对象。在这期间，细菌学教授田百录（Carl Tenbroeck）让他从刷瓶子、洗管子、做细菌“厨师”开始，引导他逐步进入纷繁复杂的细菌世界。1927 年，余㵑到美国哈佛医学院进修， 师从著名的细菌学家哈佛医学院秦思尔教授（Hans Zinsser）。近三年的耳濡目染，秦思尔教授的工作作风对余㵑的医学生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秦思尔教授也非常欣赏这个来自中国的助手， 经常与他一同商讨并合作研究。1928 年，由秦思尔、余㵑联名撰写的《风湿热的细菌学和变态反应学说》一文发表在《美国内科学杂志》上，他们从患者血液中培养链球菌进行“风湿热的病因”研究，提出了风湿热可以由不同种类链球菌引起，在体内形成一个慢性感染病灶， 而链球菌的抗原物质可使人体组织致敏发生关节炎等变态反应的新理论。如今，风湿热这种变态反应学说已为世界医学界所公认。求学期间，余㵑一方面接受秦思尔教授的指导，另一方面自己也探索研究方向。白喉是当时中国的六大传染病之一，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感染该病死亡。在秦思尔教授的支持下，余㵑开始对白喉变异性进行研究。1929 年，哈佛大学博士审批委员会通过了余㵑的《白喉杆菌的变异性》一文， 授予他哈佛大学卫生学细菌专业博士学位和金质奖章。他成为我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发表在《美国细菌学杂志》上，经多位国外专家证实并在临床上应用。这项研究成果为治疗白喉带菌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二、立志研究上下求索成大名

    年仅27 岁的余㵑回国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并兼任中央防疫处技正。工作期间，余㵑深感国内关于细菌学理论知识资料的匮乏。他利用空余时间，与汤飞凡（秦思尔的另一名中国学生） 合作翻译了老师的巨著《秦氏细菌学》。1930 年，这本经典的细菌学专著首次在中国出版。此后，他拒绝了当时卫生部的任命，潜心从事理论整理。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余㵑的第一部专著———《病原学》。该书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论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内容涉及广泛，是我国最早的以阐述病原微生物为主的著作。1933 年，余㵑应邀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担任血清学主任。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上海霍乱菌的调查》一文，用详尽的调查材料、大量的实验数据，驳斥了外国学者关于上海是霍乱菌发源地的错误观点，指出上海的霍乱菌是由国外传入，并指出了防止霍乱在上海蔓延的方法。之后，余㵑又将研究注意力转向了伤寒病的免疫治疗。当时，抗生素和磺胺药尚未问世，伤寒的死亡率相当高。这一严酷的现实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医学家们的注意。1935 年，菲利克斯等在英国、余㵑等在上海成功地使用含有“O”与“Vi”抗体的抗伤寒马血清治疗伤寒。直至现在，当发生伤寒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的感染时，伤寒血清仍然是一个有效治疗手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雷士德研究所被迫关闭，余㵑的科研工作不得不从此中断。1942 年，余㵑利用仅存的设备成立了医学化验所。在此后的战争年月里，余㵑无法继续他所喜爱的研究工作了， 而这一时期正是一个研究人员的黄金岁月。“国无宁日岂有个人事业”，他每每想起这段远离科学研究的时光，总感到莫大的遗憾和惋惜。

三、老而弥坚扎根杏林育英才

    1952 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余㵑担任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大医学院）细菌学教研组（后改为微生物学教研组）主任。建院初期，细菌学教研组包括余㵑在内才4 人，余㵑几乎一人承担了全部教学任务。在教学中，余㵑根据微生物学的特点，从“三性”（生物性、致病性、免疫性）中找主要矛盾，从而找到“三法”（诊断法、预防法、治疗法）。不论细菌种类如何繁多，不论致病的性质如何复杂，掌握了三性三法，就能使学生从根本上把握微生物学的规律。余㵑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清晰的思路，将科学知识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1954 年，卫生部召开教学大纲编写会议，委任余㵑主持讨论编写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大纲。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的思路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自此以后几十年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我国医学高等院校的《医学微生物》一书，一直由余㵑主编。

    然而“文革”期间，他也如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了政治迫害，被莫名地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大特务”等帽子。恢复工作后， 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西方的先进技术资料。了解到了国际上免疫学已有了重大突破，成为了新型的医学学科。为了使国内在这一领域迎头赶上，他利用一切机会讲演、写稿，呼吁国内医学界人士重视免疫学。在许多同道的一起努力下，全国医学界很快掀起了免疫热。1979 年，上海免疫研究所正式成立，余㵑任所长。1980 年，该所被批准为世界卫生组织免疫遗传学合作中心。同年，在国际免疫药理学会成立大会上，余㵑被各国同道共同推荐成为33 名国际免疫药理学会创始人之一。从此，这位一生从事“微”不足道的细菌研究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永留世界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的史册。

    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余㵑不顾年事已高，从学生的选题、实验设计到毕业论文，都亲自指导。有一次，因肺泡破裂生命垂危，他被送进医院抢救。在病榻上，他仍口述完成了1 万多字的《与研究生谈心》， 为他们指出治学的途径。在文中他以谈心的方式，结合自己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体会，将如何掌握学科发展动态、好摘要的要求，写文献综述的目的等几个方面，甚至连常用英文缩略词也一一列出， 殷殷关切之情洋溢字里行间。他还再三强调“科学工作就是要实事求是，一点也调皮不得，有人工作并不可靠，还在大肆吹嘘，实际被害者将不是旁人而是他自己”。

四、爱国爱民几番沉伏终无悔

    余㵑不仅是一位卓有成绩的科学家， 而且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16 岁的余㵑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海外学成后，他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回国，立志把聪明才智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抗战期间，断然拒绝了汪伪政权的任职邀请，展示了他绝不与汉奸卖国贼为伍的高尚气节。只要医生证明患者家境贫困，他的医学化验所就免收化验费。在只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 余㵑以微薄之力实现着将自己的医学知识服务奉献于祖国的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 余㵑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驻上海代表团的周恩来夫妇，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余㵑以自己医生的身份，冒着风险，为周恩来同志保存了三个重要的皮箱，为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9 年11 月，余㵑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赴京为干部做保健检查。在此期间，他多次与周总理见面并谈及自己对事业的想法，周总理肯定了他研究细菌学是社会的需要，同时勉励他扩大范围，把自己置身于为人民服务的

大天地中。1953 年，余㵑加入了九三学社，并担任中央及上海市委员。1958 年，余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余㵑密切关注着医学知识的临床应用。在1958 年上海广慈医院（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抢救邱财康的过程中， 余㵑也为这个世界烧伤医学界的奇迹诞生作出了贡献。当时邱财康右大腿发生了严重的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在使用了各种抗生素后仍未见成效，病情不断恶化，不少医生提出了立即锯腿保命的方案。余㵑则提出：“每一种细菌在自然界都有自己的天敌———噬菌体， 如能找到这种噬菌体，就能控制感染。”这一基于科学原理的大胆建议得到了采纳，余㵑带领弟子们经过20 多小时的仔细寻找，终于发现了合适的噬菌体。噬菌液使用后，仅一夜时间，感染就得到了有效控制，为植皮创造了条件。对这一创造性的理论取得的成果，医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1958 年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严重灼伤治疗经验总结》中明确写道：“我们认为利用噬菌体作为创面植皮之准备是一个创举， 也是植皮前控制局部严重感染的良好方法。”

    20 世纪50 年代， 我国因麻疹而并发肺炎死亡的儿童每年不下10 万人。余㵑一方面整理国外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在上海领导“麻疹研究小组”工作，终于成功研制出麻疹疫苗。临床应用效果良好，每年至少挽救5 万以上患病儿童的生命，也使几百万儿童免患此病，这在当时是一项超越西方的科研成果。1962 年，余氵贺发表了题为《麻疹弱毒疫苗的研究》一文，详细地总结了有关经验，此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公认。

    1984 年，82 岁高龄的余㵑夙愿得偿， 华发苍颜的他面对鲜红党旗庄严举起右手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表示：“生命的春天又开始了， 要为党和人民再作贡献。”1988 年5 月20 日，余㵑因病医治无效，溘然离世。作为国际免疫药理学会的创始人和我国免疫学奠基人之一，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为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都值得我们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