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进入深水区，面临哪些新挑战？日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首届医院发展创新论坛在沪举行，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带来的犀利观点引发了全场热议。

　　李玲首先提出一组数字：1978年，全国的医疗费用只有100亿；2003年，医疗费用仍是百亿的数量级；而去年，我国政府的医疗财政费用投入近1.5万亿。政府投入大大增加了，但为何老百姓还是有怨言？在她看来，这主要因为我国个人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仍很低，个人负担很重。据了解，国际上医保比例最少应达到70%才能起到分担风险的作用，而我国最好的保险报销比例也不超过50%，这也是为何因病致贫普遍存在。

　　如今公立医院改革处于如火如荼的试点阶段，但李玲直言，公立医院的创收制度仍然还没有变，政府大量投入没有有效地转化成老百姓的福利。“大量的政府投入一方面转化为医院的业务收入增长，另一方面一直在控制药占比。在没有控制药品总体费用的情况下，控制药占比其实没有意义。没有药品加成，就多做一些检查和化验，整体费用依旧在上升。”

　　“在政府投入不足、老百姓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全世界的医院都不赚钱，但为何中国的公立医院可以赚钱且发展很快？就是做量，这也是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原因。”她表示，这条路其实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吸引更多患者才能创收，扩大门诊与住院能力后，又盖楼买仪器，成本增加就要挣更多的钱。而在这背后，是医疗费用的快速上升。

　　李玲提到，医改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并非单一的某个行政部门可以解决。我国如今和医疗卫生相关的责任部门超过16个，公立医院改革要提速，需要对多头管理予以治理。“总的来说，我认为医改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制度，要达到公平、效益、质量、目标，不能只抓鱼、不换水。”她说。

　　深化医改离不开分级诊疗的推进，在全球范围内，分级诊疗是通行的最基本制度，但实行的首要条件是“在尊重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有序推动”。李玲说，现在许多患者的意愿是“我要去大医院看病”，而据上海市卫计委大数据显示，三甲医院的日常诊疗中，60%以上的技术难度都低于2，即可以在基层医院解决的病症，甚至不需要医生，打个电话咨询家庭医生就可以。如何让患者自愿“下沉”，是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玲举例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美国现在人均看病一年花费需近一万美元，医疗费用占了国家总GDP的19.5%，也就是说，近五分之一的GDP蛋糕切到了看病上，造成了极高的社会成本。”在她看来，成本的有效控制必须依靠制度来安排。美国做不到的，我国可以依靠制度优势来做到。“虽然医改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机遇也是空前的。在大数据时代，我国的信息化和智能化都走在世界前列。”例如，大数据治理可以给医院的管理、监督提供非常好的机遇，“上海可以为中国现代医院的管理探出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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