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明的孩提时代，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职业乒乓球运动员。他生活在上海以南的一个小镇，“乒乓球是我唯一想到的能离开小镇、了解世界的途径，” 沈晓明如此回忆。但当他的父母意识到他的妹妹所遭受的严重的发育问题时，他的人生有了转折，当地的医生束手无策，家里人开始前往越来越远的地方去求医，试图找到答案。“那时，我父母一周工作六天。每个星期天领着妹妹和我去医院，企盼奇迹发生，” 沈晓明说，这样的奔波延续了几乎六年，最后，父母意识到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不管他们到哪里，医生们的解释都语焉不详，没有结论。妹妹的情况没有好转，“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家庭”。

　　到了1978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沈晓明突然看到了摆脱小镇生活的出路。他停止了乒乓球训练，开始准备来年的高校入学考试。沈晓明旗开得胜，轻松过关。当他为学习什么专业征求父母意见时，他们鼓励他当一名小儿科医生，将来可以帮妹妹一把，几乎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沈晓明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在从温州医学院获得学位后，他开始在当地繁忙的儿科医院工作。“那时候，国家很缺训练有素的儿科医生，” 沈晓明说，“我只能承担起双倍的工作量，确保每个等候着的病人当日能够看完。我一天大约要看100来个病人，苦苦支撑，筋疲力尽。”然而，疲乏和劳累也为他的思绪打开了窗户——如果可以研究出如何防止儿童患病，这不是比一个一个诊治更好吗？实践这个想法的机会在1989年出现了，沈晓明为一群患严重贫血症的儿童治疗，他的诊断是铅中毒，这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被当作一个公共卫生的威胁。

　　在后来的15年里，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儿童铅中毒的深入试验，发现车辆燃油是铅的主要来源。沈晓明对铅中毒的研究工作没有止步于认真研究而已，他开始向政府建言使用无铅汽柴油，最终获得成功——上海政府部门决定从1997年起作为一项试点工程逐步淘汰含铅汽柴油。很快，儿童中血铅含量超过100 μg/L（微克/升）的比例下降，从1997年的57·8% 降到1998年的 25·7%。2000年7月，含铅汽柴油在全国禁止销售，血铅超标的儿童比例进一步下降到5·8%。1994年至1996年间，沈晓明在纽约与蒙蒂菲奥医学中心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血铅专家约翰·罗森合作研究。“晓明是个特别有创造力和创新思想的人，” 约翰·罗森说。“他在推动上海和整个中国儿童健康方面一直是个开拓者，至今仍活跃在阵地前沿。我毫不含糊地说，他是一个在有成效的临床研究方面极具创造天赋的人。”

　　在纽约期间，沈晓明就指出，许多早期诊断出先天性耳聋并给予干预措施的儿童，能够在正常学校上学。他一回到国内，就和耳鼻喉科的专家以及言语治疗专家一起，为建立一个听力筛选和早期干预系统而努力。在成功地进行了试点研究之后，沈晓明和他的团队又向政府部门提出把听力筛选加入到新生儿筛选项目之中。沈晓明又一次成功了，上海听力筛选的覆盖率从51·5%上升到98%。 “我是幸运的，” 沈晓明说，“数据说服了卫生部的高级官员，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应当在全国推广，能造福于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有凭有据的建议与毫不动摇的主张改变了公共卫生政策和政府的行动，”著名的免疫学家、前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巴德年说。沈晓明本人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研究数据的支持，主张一定软弱无力；而如不坚持主张，则研究成果无法对大规模的人群产生真正的影响。”2006年，沈晓明被任命担任上海市教委主任。上任之后，沈晓明推行了儿童推迟上学年龄的新规定，因为研究显示，70%以上的儿童睡眠不足，尤其是上海儿童。推迟上学年龄增加了学龄儿童的睡眠时间，减少了小学生日间瞌睡的现象。

　　2008年，沈晓明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主管科技、教育和卫生工作。这是极其繁重的工作，工作重心放在中央政府强调的各项任务上：建立一个广泛的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基本药物政策，建设社区初级保健护理队伍，保障公众公平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公立医院的改革进行试点等等。他还首创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住院医师培训计划，并在上海率先建设电子保健系统，以收集超过2千万人的从出生前起直至死亡的健康信息。对所有这些项目和计划，沈晓明注入了他的远见卓识。正如中国卫生部长陈竺所说，“沈晓明目光远大，这既反映于他对科学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也表现于他提出的众多思考和政策主张。他对工作怀有巨大的热情，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注：本文译自Stephen Pincock。

来源：www.thelancet.com Vol 379 March 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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