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医学世家的他成为学科新秀

　　1932年4月，正值烟雨迷蒙、万物舒展的清明时节，胡庆澧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医生世家呱呱坠地了。从日本留学归来当法医的父亲胡余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带着妻子儿女辗转内地，先后在长沙、贵阳、柳州以及滇缅公路沿线等抗日前线做医疗救护工作。胡庆澧就是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他的启蒙教育。

　　1951年，胡庆澧考入上海医学院（1952年10月改称上海第一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在由著名儿科专家高镜朗教授领衔主持的儿科当临床医生。

　　1966年3月，胡庆澧有幸成为了“文革”前中国最后一批派往英国深造的留学生。到了英国，胡庆澧被安排在伦敦大学医学研究生学校进修血液病，师从世界著名的血液病专家John Dacie教授。在John Dacie教授和Lewis Mitchell教授的指导下，胡庆澧在小儿溶血性贫血，特别是在因酶的改变所引起的先天性溶血性贫血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性的工作。

　　“文革”爆发后，1967年春，周恩来总理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要求在法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全部回国。胡庆澧不得不放弃正着手开展的课题研究，返回祖国。

　　“文革”结束后，为了把医教研工作搞上去，瑞金医院（原广慈医院）首先要恢复岗位责任制，建立正常的医疗秩序。胡庆澧积极团结有关的科室主任，发挥老中青医护科技人员的作用，重新建立了儿科实验室和血液病科研床位及门诊。他还兼任了儿科和内科共建的血液病研究室副主任，开展白血病和出凝血病的协作研究，并和内科主任王振义（当时兼任血液病研究室主任）、检验科主任徐福燕等一起编写了供瑞金医院进修医生学习用的血液病讲义。迅速成长为学科新秀的胡庆澧，1977年秋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

　　胡庆澧在儿科专业方面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不仅掌握了同位素诊断方面的先进技术，而且在小儿血液科的出血性疾病、溶血性贫血的诊断和骨髓细胞形态学等方面造诣较深。他尤其善于运用中西医解决医疗上的难题，敢于大胆创新。他们接诊的一位巨脾血管瘤患儿，凝血时间为32秒，对于手术来说，凝血时间一般超过18秒就不好办了。胡庆澧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把患儿的凝血时间从32秒降到19秒，打破了凝血酶元时间的临界线。 

　　■第一个持中国护照出访韩国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在专业领域已开始崭露头角的胡庆澧，从1978年起开始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此后，近20年里，他都没有离开过。

　　1979年11月，他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办事处妇幼卫生地区顾问，负责西太平洋地区34个成员国的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的规划，并负责协调和监督世界卫生组织在该地区所执行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全部规划。 

　　1981年9月28日至10月9日，世卫组织派胡庆澧到韩国去开展工作。那时，韩国的妇幼卫生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不少城市郊区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他们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贷款，要建91个妇幼保健站，却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应韩国方面的邀请，胡庆澧受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去帮助他们审查定夺。当时，韩国还没有和中国建交，而是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胡庆澧是第一个持中国护照被派往韩国去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他先后会见了汉城市市长、韩国卫生部长和韩国总理之后，韩国方面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了。他们把那些设计蓝图拿出来向胡庆澧请教。看着这个中国医生能够把这些建筑设计图看懂且分析得头头是道，他们很惊讶：“你是医生吧？怎么能够看懂这些设计图？”胡庆澧坦然告诉他们，我参加过300张床位的医院的设计和建造，那个医院比你们这个门诊部、妇幼卫生保健站复杂多了。

　　短短的韩国之行，胡庆澧以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和诚挚友善的工作作风，打消了韩国人对中国人的试探和猜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尊敬。

　　■“你是第一个看得起我们的高级官员”

　　1986年1月，胡庆澧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驻菲律宾代表。上任之前，胡庆澧从新闻里获悉菲律宾于2月22日晚发生了军事政变――“二月革命”，马科斯政权被推翻了。尽管形势危急多变，但他不顾同事和亲友的劝阻，还是按计划出发了。

　　科拉松－阿基诺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后，在Dr ・Benzon被任命为菲律宾卫生部部长的第3天，胡庆澧就到菲律宾卫生部递交了任命书。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的地区主任赞赏胡庆澧：“在这样一个危难的时刻，这样动乱的局势下准时上任，坚持工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胡庆澧也给菲律宾政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使得此后他在那里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顺利。

　　上任后的胡庆澧不但要全面负责世卫组织资助和支援菲律宾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全部规划，而且还要协调联合国的其他分支机构与菲律宾政府的一些多边及双边合作关系。他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菲律宾13个行政区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菲律宾南部棉南唠岛――反政府组织活跃的地区；与菲律宾卫生部长一起考察了菲律宾基层卫生组织，参与了菲律宾卫生部对国家卫生政策的磋商和制定，以及对药物政策的改革，协助菲律宾卫生部举办了各种专业人员的培训班。菲律宾政府对胡庆澧也高度信赖，甚至请他参与制定有关卫生方面的国家政策、编制卫生健康的各种规划。

　　胡庆澧还特别注意尊重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有一次，他单独到一个海岛上去考察当地的卫生保健工作。岛上的卫生环境非常差，苍蝇随处可见。当地居民唯一的食物就是从海里捕上来的鱼，还都是生吃的。一条带着墨汁的墨斗鱼稍微烤一下端上了饭桌，主人一边拿着用纸做的两个“掸子”赶着被鱼腥味吸引过来的群群苍蝇，一边招待胡庆澧就餐。面对前赴后继停在饭菜上的苍蝇，胡庆澧还是愉快地和他们一起吃了饭。对此，当地居民很高兴地说：“Dr胡，你是到我们这里来的外国人中唯一一个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你是第一个看得起我们的高级官员。”

　　■沉着应对英国“疯牛病”流行事件

　　1988年1月，由中国卫生部推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任命胡庆澧为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助理总干事。此后，胡庆澧在日内瓦这座历史悠久的国际都市工作了整整11年之久。

　　在他担任助理总干事期间，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疯牛病。胡庆澧沉着应对，打出了漂亮一仗。

　　1996年3月20日，世卫组织接到了英国有关牛海绵样脑病 （俗称疯牛病）可能和人的一种新变异型克－雅氏病有关的正式报告。当时，欧洲因为英国疯牛病的问题很恐慌。胡庆澧立即组织了英、法、德、美、加、澳、瑞的专家以及世卫组织美洲区、东地中海区、欧洲区的代表来讨论这一事件，研讨预防和治疗疯牛病的良策。   

　　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闻讯后派了很多记者前来采访。会议结束后，担任专家会议主席的胡庆澧刚走到会场的大门口就被外面等候的记者们围住了。他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Dr胡，今天晚上你还吃牛肉吗？胡庆澧说：我吃啊，肯定吃！记者们追问道：难道你就不怕得疯牛病吗？胡庆澧巧妙地答道：我得疯牛病的几率要比今天我走出这扇大门遭遇车祸被汽车压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我还是照常吃！在随后接受的采访中，胡庆澧从科学的角度分析说明了当时“疯牛病”的传染状况和致病影响。

　　事实上，疯牛病的问题在其流行前的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有了一个报告。当时这个疾病还仅仅是在牛群里面发生。患病的牛脑组织发生海绵样变性，发生共济失调，走起路来歪歪斜斜，就像疯牛一样，所以称之为“疯牛病”。

　　胡庆澧认为，“疯牛病”并非不能预防。在“疯牛病”发病率高的国家，如果一栏牛中有一头得了“疯牛病”，最好是将一栏牛全部销毁，只有这样才能断绝传染源。为保证人类食用动物肉类的安全，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的国家禁止所有出现“疯牛病”症状的牛肉上市；要求各国农业和畜牧业部门制定完善的饲养卫生和屠宰规则；成立动物疫情监测机构和网络。

　　在胡庆澧的主持下，世界卫生组织就如何处理疯牛病推荐了一个很详细的方法：牛得了这种病以后既不能宰后食用，也不能作为其他动物的饲料，而应作适当的处理。在宰割这些牛的时候，也不能再用老办法――拿一把锯刀从牛脑的正中间这么剖下去，因为牛的脑组织里面有一种叫朊(Prion)的感染物质，是一种变异的蛋白质,会污染其他组织，而应该采取去骨的切割法，把锯刀放在牛脖子的旁边割下去，避开脑子和脊髓。

　　然而，英国并没有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做，而是把那些得了疯牛病的牛宰杀后，再把它磨成粉，做成饲料，然后去喂小牛，使小牛也感染了疯牛病。他们甚至还把这种饲料拿去喂猫、鱼以及其他动物。凡是吃了这种饲料的动物都感染了疯牛病。

　　10年以后，当疯牛病已经感染了不少其他农场的牛群，并且也感染到了人类，大家才紧张起来，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专家会议，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和解决疯牛病的问题。

　　处在这种很敏感的关口，胡庆澧依然能够丝毫不乱、沉着冷静地处理工作。当时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也很着急，打电话问胡庆澧：“你说这个疯牛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病牛的血会不会传染？牛血清有没有问题？”胡庆澧询问了中国是否从欧洲进口过牛肉以及其他以牛身上的东西为原料的工业制品，从侧面回答了部长的问题。实际上，只要真正懂得疯牛病的传播途径，懂得正确的预防方法，疯牛病的传播还是可以被控制的。

　　■呼吁、倡导重视艾滋病的防治

　　1996年至1997年，胡庆澧在兼任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期间，分管全球的艾滋病规划，并代表世卫组织总干事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一起共同组建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为世界各国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奔走呼号。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自1981年美国首次报道至今已有20多年。目前，中国HIV的实际感染人数超过100万，年均增速在40%左右。胡庆澧是我国较早呼吁、倡导重视艾滋病防治的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他在繁忙的国际工作之余一直关注着中国的艾滋病防治问题。

　　1997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研究和讨论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胡庆澧把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有关全球HIV/AIDS的前沿信息带到了会上。

　　早些时候，印度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曾洋洋自得地说：“艾滋病是西方国家的人得的病，我们亚洲人不大会有的。”但过后没几年，东南亚不少国家就大规模暴发了艾滋病。胡庆澧看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艾滋病上的类似遭遇，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也重蹈覆辙。他认为，如果不及早防治，中国的艾滋病传播很可能会像非洲和东南亚国家一样，形成毒品、血源、性接触感染和母婴垂直传播这样一条高速发展的通道。

　　20世纪末，河南省卖血浆感染艾滋病的问题被逐渐揭露出来。为此，胡庆澧专门去了一趟北京。他见到了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直言道：“河南的事情，国外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希望卫生部能查一查；而且这些血浆也许会流传到北京、天津、上海，或者其他的地方，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查清楚血浆到底流到哪里去了。”他强调，等再过几年，这些被感染的人就要发病，一些严重的会濒临死亡，希望卫生部尽快采取有效的措施。听取了胡庆澧的意见后，这位副部长诉苦道，我们也派人下去调查了，但是地方政府还在保密，一层一层地阻挠。 “你这里是卫生部，是国家的卫生主管单位！你有权力和责任去查清这个问题。”胡庆澧有些激动了。

　　几年过去了，胡庆澧提到这件事时仍然深有感触。他说，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虽然我们国家对这种问题已经开始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而且对制止非法采血，加强血源的监控以及防治艾滋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能够早几年做，效果就更好了。

　　2006年2月12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温家宝总理签署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同年3月1日起实施。《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责任，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条例的颁布，使胡庆澧感到非常欣慰。他认为，这对于中国遏制和预防艾滋病具有重要意义。

　　■“生命医学伦理千万不能缺失”

　　1999年10月，胡庆澧从世界卫生组织退休回到上海。此时，尽管已经66岁了，但他仍活跃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些著名学府的讲坛上，为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而竭力付出。

　　2006年3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推荐下，74岁高龄的胡庆澧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IBC）委员，成为该委员会唯一的一名中国委员。这是他从世界卫生组织退休后，在国际组织中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

　　胡庆澧一直非常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个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伦理准则来规范生命科学研究。早在2004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生命伦理学高峰会”上，他就提出了在国家一级建立生命伦理咨询机构的设想。随后，他和陈仁彪、沈铭贤、丘祥兴等学者一起，正式提出了《关于设立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制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标准，健全各级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在他看来，“我国现在迫切需要加强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体制化建设，切实维护生物医学研究者和受试者的尊严、权利、安全与安康” 。  

　　2006年8月6日，胡庆澧作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主持了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卫生改革的公正性和社会责任》的报告。胡庆澧分析了我国在卫生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但同时也指出在医疗卫生改革中缺乏伦理考量。会上他再次郑重建议“建立国家级生命伦理委员会”。他指出，应该更加重视伦理，欧洲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国际生命伦理规范值得重视，生命医学伦理千万不能缺失。

　　■手记

　　胡庆澧为人朴实，待人诚恳。对于平时自己广泛收集的有关学科方面的资料和总结的学习心得，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同行。只要向他请教，他就舍得花时间，哪怕是星期天，都能热情帮助，使人得益。

　　从世界卫生组织退休后，胡庆澧仍担任了多种社会职务，继续发挥余热。儿科医生出身的他现在最为关注的是少年儿童的卫生保健事业。他和中国福利会、上海市妇联的领导干部以及儿童保健、幼儿教育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筹建了“上海市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暨上海市关心下一代研究中心”，并挑头开展相关工作，继续为中国及世界的儿科卫生事业作贡献。他那崇高的医德和风范，实为从医者之典范。

　　■胡庆澧小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顾问，瑞金医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医学院及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部顾问、上海市卫生改革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卫生部国际卫生专家咨询组成员等职。

　　1978~1998年间，曾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任为世界卫生组织地区顾问、驻国家代表、助理总干事及副总干事等职。

　　■ 对 话

　　科技与伦理要良性互动

　　笔  者：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是当代生物医学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您当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官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胡庆澧：1997年3月，克隆羊多利诞生的时候，我正好在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类生殖的专门规划，因此在最短时间内组织了科学与伦理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明确指出用克隆技术来复制人在伦理上是不能被接受的，是违背人的尊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设法避免了“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把这一有可能对人类健康作出贡献的技术扼杀，但同时也提出对这一技术的发展要进行严密的监控，特别是在伦理和法律上的监控，以使其不至造成对人类的危害。

　　笔  者：曾有“克隆之父”之称的黄禹锡闹出学术造假的丑闻，据说这背后还涉及伦理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呢？

　　胡庆澧：韩国黄禹锡的科技造假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在获取人类卵细胞时违反了伦理道德的原则，并且有学术造假的问题。

　　“黄禹锡事件”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严格伦理规范，践行伦理原则其实是对科学研究，也是对科学家的一种必要且有效的保护和支持。生命伦理学家在揭露此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伦理学家对科学研究中伦理行为进行监督和提出质疑极为必要。这是时代赋予伦理学家的权利和责任。作为21世纪的一名伦理学家，就应当具有这种质疑的能力和勇气。科技与伦理要良性互动。

　　时至今日，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研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与此相关，人的权利和尊严备受重视，伦理已成为现代科技无法回避或绕过的问题。尤其在涉及人的生命科学中，科学与伦理已经不由自主地联系起来，甚至“交织”在一起。面对这种新情况、新要求，我们都要强化伦理意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失足。当然，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提升科学家尤其是科学领军人物的伦理道德素养。

　　笔  者：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医疗卫生改革是热点议题，您认为全国老百姓所关心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胡庆澧： 我认为，中国医疗体制的症结问题，最主要的是公正性和公平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上世纪70年代曾被认为是WHO的标兵，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是2000年WHO年度报告里，在卫生体系经费公正性这一指标上，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到第188位，倒数第4，排在越南、尼泊尔之后。这给我们非常大的震动。我们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摸索自己的路，努力把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做好。

　　笔  者：您是如何评价新公布的医改方案的？

　　胡庆澧：这次医疗改革比较全面，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体系等，其背后的主导理念就是要建立更合理的医疗体系。所谓更合理，即要让所有人都得到医疗服务的保证，说到底还是公正和公平。医疗服务应该根据疾病和健康情况按需实施，不是谁有钱谁就能享受医疗保险，也不是平均化。医改是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现在，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了。正如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我国医改方案公布后所说的：“It is commendable.”(这是值得赞赏的。)

作者：陈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