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平，1953年生于上海，祖籍云南。1977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在上海市瑞金医院妇产科工作，现为瑞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初中毕业后，毛建平插队到江西老区。那些日子里，他曾在许多个夜晚跳望故乡的方向，迷茫又惆怅。一天一天过去，看过了许多个夜晚的星月，他决心向下扎根，走一条踏实的道路。走这条路不是向现实的妥协，而是在艰难中追求生命的意义：走这条路不是对生活的苟且，而是在沉潜中磨砺自己的心性。八年之中，他从未忘记念大学的梦想，直至等来高考恢复的消息……回望人生，毛建平说：只有坚守内心的人，才能脱颖而出。

下乡八年，不忘念想

我是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严格来说，自己仅仅是一名小学毕业生而已。

1966年小学毕业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我不过是一个13岁懵懂无知的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唯一感受到的就是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此起彼伏的大批斗，学校已不再是学校，老师也不再教书了。在停课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这些小学生似乎就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之后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进了中学。但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学里也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知识。随着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全国锨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上海1969届初中生的分配政策为“一片红”，也就是全部被送到农村去。我被分配去了江西省高安县灰埠公社均山大队。

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一待就是8年的时光。从最初的懵懂无知、事事新鲜到青涩慢慢褪去并逐渐成熟，期间充满了艰辛与欢乐。在知青中，我们1969届是年龄最小的一批，因此相对而言，生活自理能力最差，体格也十分瘦弱，但依然与当地农民一样，每天要出工干重活，时间长了，累得不行。

好在自己出生于医学世家，父母分别是第二军医大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解剖教研室和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组胚教研室的老师，我从小耳濡目染，也懂点医学基础知识。此项“专长”被公社领导看中，下乡第四年被“委以重任”，做起了“赤脚医生”。当然那也是经过了考核和培训的在当“赤脚医生”的那些年里，国家已推行“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政策，然而能获得推荐的人毕竟还是凤毛麟角。自己并不算优秀，此等好事难以轮到我的头上。

在月朗星稀的夜晚，我曾多次苦思冥想：何时才能返回故乡？后来终于明白，与其空等推荐机会，还不如实际一点，认真钻研一点农村常见病的诊治技术，脚踏实地为村民们看好病。在之后的四年中，我一直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慢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很有愉悦感和获得感。当然，“上大学”这个念想我始终没有放弃。

因祸得福，自学备战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当年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了此项重大决定。闻此喜讯，我们众多下乡插队知青兴奋不已，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曙光，于是我立刻抓紧时间备战高考。早在下乡插队的第一年即1970年，由于营养缺乏、体力透支，我不幸患了肝炎，返沪静养一年多。也正是趁着这段时间，我找出自己原来的中学教材自学，打下了数理化的基础，这也许是因祸得福吧。

毋庸置疑，与“1966、1967、1968”这三届高中毕业学生相比，我们69届在中学的求学时间最短、文化程度最低，上学期间没有像样的教材，因此各门文化课程的基础极为薄弱。恢复高考这一政策出台后，我所在的公社比较重视，组织了摸底考试，从中筛选出一些底子不错的青年，把大家组织起来集中补习。很荣幸，我也名列其中。得知这个消息，我父母亲十分欣喜并全力支持，帮我准备了一些政治考试的提纲，并设法买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青年自学丛书》。那可是一套非常紧俏的参考书，大概有20多本吧。就这样，我白天在公社卫生院为村民看病，晚上则挑灯苦读，突击复习了两个来月，便上了高考“战场”。

回想当年的试卷，觉得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譬如化学考试，由于之前根本没有上过实验课，面对考卷上那些陌生的实验仪器，深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它们的名称。还有语文考试，有一篇文言文需要翻译，看似不难，但题目要求的“直译”两字让许多考生不明就里，甚至有考生把答案竖着写。可见当时一些考生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十分低下，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子承父业，如愿以偿

填报医学志愿主要是听了父母的建议，毕竟他们都是医学院老师，对医学情有独钟，我也算是“子承父业”吧。当年国家的招生政策是，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招生时优先考虑考生的两个条件，一是“上海知青”，另一个是“赤脚医生”。比较幸运，这两个条件我都符合。

3个月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二医，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大学五年，我和同学们都尤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上，我们非常刻苦，每节课前都会认真仔细地预习，课后抓紧对老师讲的几十页内容进行复习，生怕漏了哪些知识点。“皇天不负有心人”，大学5年，我门门课都考到80分以上。因为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也不好意思去申请助学金，学习与生活费用全靠父母的支持。缘于此故，我更是不敢偷懒解怠，否则太对不起父母了。

回味那些在附属医院实习的日子，既紧张，也有趣。记得有一节课，我们小组的几个女生先去了教室，并在黑板上写下了很多题目。等我跟其他几个男生到了后，只听一个女生一本正经地说，接到老师的通知，今天是专业小测试。于是几名女生佯装课堂测试的样子开始做题。见此情景，我和另外几个男生自然也不敢怠慢，即刻认真答题。岂料做了大半题目后，才发觉是被这几个女同学捉弄了。此时男生们并未恼怒，一阵大笑后，依然探讨如何解题。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求知欲望是多么强烈。这件趣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的同学关系是那么和谐融洽、单纯真挚。

对我来说，解剖课、生物与化学课都不陌生，因为做“知青”每年回家探亲的那些日子，经常去二军大解剖室，跟着父亲的学生一起动手学习。久而久之，重复的次数多了，对人体解剖的重要部位几乎了然于胸，偶尔还能对那些新来的实习生指导一二。

不过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在英语这门课上始终“瘸腿儿”。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是不计英语成绩的，所以复习备考时，我没有把提高英语能力太放在心上。入学后与大多数同学相比，我的英语水平差了一大截，跟那些有语言天赋的同学相比，更是天壤之别。于是，自己暗下决心，从最简单的ABC开始学起，努力迎头赶上。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意念坚定，但实际情况是一接触英语就深感头疼，苦读多年，进步不大，后来英语的“短板”成为我迈出国门的一大障碍，最终只能断了出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想法了。

妙手仁心，守护生命

5年校园生活转瞬即逝，毕业后我留在了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从1982年参加工作至今，我始终在这个科室工作，可谓是从一而终。从1992年起，我兼职开展妇产科超声诊断，1997年开始专职从事超声工作。几十年来，虽然身边很多同事同学跳槽、改行、移民，而我则始终坚守妇产科的岗位。三十多年来，我经历了条件艰苦的贫困年代，体验了医患矛盾的尖锐时期，也目睹了医院飞跃式发展的景象。

妇产科医生素有“孕妇生命的保护神”之称，必须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迅速的应变能力。尤其面对急诊病人，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迟缓，若有丝毫疏忽，就将愧对美誉。

记得有一次，我做住院总值班的时候，一位产妇宫口开全，突然发生脐带脱垂、胎心消失的状况，母婴生命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将产妇送到手术室，只能在产房里，一个医生在下面托住胎头，我和另一个医生在局麻下行剖宫术，数分钟内，产妇终于顺利娩出胎儿，母子平安。

还有一次，我在急诊室坐诊，前后5分钟收到两位重度休克的妇女，诊视病人后，我高度怀疑她们是宫外孕，于是果断将她们送入手术室，两台手术同时火速进行，我带一个住院医师做了其中一台，结果证实两人都是宫外孕，且出血都在2500毫升左右一人体的一半血液流掉了！幸亏我们处置及时，否则这两名妇女可能就命赴黄泉了。

多年来，我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也喜欢钻研业务技能，譬如孕妇顺产，我会在全面评估后，选择尽量少做会阴切开。这样分娩小孩时，产妇虽然疼痛多一些，但产后恢复快。同时我也努力琢磨开展一些新方法，譬如剖宫产的时间原先需要2～3小时，我和同事们经过改良，设计出新方案，手术缩短到半小时就可完成。我始终认为，业务能力的提高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唯有刻苦钻研理论知识，在临床上多操作、多实践，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练就过硬的技能。当然，做医生的我们也应该兴趣广泛，在全面掌握医科知识的同时，要尽可能多地涉猎其他学科知识。

医患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妇产科的男医生，我个人的体会，是对病人的关爱要把握好一个度，言语态度要严肃，检查和操作要认真、仔细、精巧和轻柔，事事为她们着想，但不能过分密切，否则容易引起误会。

多年的妇产科工作经历给我的感受是，每一名产妇的分娩情况都是不同的，有的产程长且又有合并症，风险也随之增大，这对我们医生是极大的挑战，肩膀上的压力不言而喻。但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夜，还是在炎热的夏日，妇产科医生始终会密切关注，耐心照顾，倾己所能，确保母婴平安。每一个新生儿的诞生，都会带给我们巨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关注前沿，坚守岗位

20世纪80年代，我国医疗设备普遍短缺，即使在三甲医院也没有先进的超声设备，因此仪器的诊断精准度也较低。90年代初，瑞金医院为了提高妇产科诊断水平，建立了妇产科超声室，并派我外出学习。于是我一边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一边兼职开展专科超声诊断。到1997年后，我开始全职从事妇产科超声诊断。那些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超声知识，关注学科前沿，努力提升专业技能。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瑞金医院的妇产科B超水平在上海颇有名声。

从1992年到现在，我从事妇产科超声工作已有20多年，做了数以万计的超声检查，检出了不少畸形的胎儿并给予孕妇指导意见，为无数家庭排忧解难。我回想起这些年的从业经历，一路走来，自己可谓是瑞金医院妇产科超声事业发展与壮大的见证者、践行者与推动者。

对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妇产科超声医生，我感触颇深。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要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一名超声工作者，则要掌握先进的影像学知识和诊断技能。而妇产科超声医生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既要有临床医学背景，掌握妇产科专业技能，包括解剖学、内分泌学、诊断学等知识，又要熟练掌握超声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无疑，这是很高的要求。常言道：没有付出，哪来收获？所以，只有坚守内心的人，才能在这个行业里脱颖而出。

与临床医生相比，超声医生还得承担另一种风险。产妇分娩了一个正常宝宝，那是临床医生的功劳，分娩后一旦发现孩子有异常，往往会认定是超声医生的失责。这种事后追责的医患纠纷，给不少超声医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之超声医生的收入比临床医生少得多，两种客观现状，使得不少医生对妇科超声这一领域望而却步。

不少同学很惊讶，你居然能在超声岗位上坚持20多年？这种质疑我很理解，我的想法很简单：超声检查在医学上不可或缺，总得有人来做。而且做了超声医生后，我还是挺有兴趣的，疑难杂症以及胎儿畸形被诊断出来，病人或孕妇能得到准确及时的治疗或风险提示，自己挺有成就感。多年来，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病人及孕妇的交口称赞、医生同行的高度认可，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也是我坚守岗位的动力。

学科的进步、技术的发展需要代代相传。今年我已65岁了，总有一天我要卸下重担。因此，带教学生是我的重要工作。平心而论，带教是劳心劳神的，带学生检查一个病人要花上更多的时间，影响我们的绩效，同时还担心出错。但显然，不带学生或者敷衍搪塞是万万不可的，否则后继乏人或贻害病人，做老师的该当何罪？日常教学中，深入浅出地讲解，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悉数相告，是我对学生常用的教学方式。期待着学生们快快成长，带教过程中的详细讲解必不可少。理论上，要讲深、讲透；技术上，严格把关；操作中，认真仔细；态度和手势上，要求学生耐心轻柔。

倘若没有恢复高考制度，今天的我可能依然是江西的一个农民或“赤脚医生”一此话丝毫没有贬低“农民”和“赤脚医生”的用意。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回到了上海，进入了二医，得到了母校和国家的精心培养。如今我学有所成，理应回报社会、坚守在钟爱的岗位上，用一技之长，为保障母婴健康、提高我国人口质量、营造千百户家庭的幸福，尽我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