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格宁，1959年生，上海人。1977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82年本科毕业。1999-2000年赴美国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等医疗机构进修学习。现任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副主任。

1977年12月，可能是读书人心中最温暖的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农场和工厂，给差不多快要屈从于命运的青年几许希望。对于18岁的插队青年姜格宁来说，他也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深居简出迎高考

1966年，我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刚开始几年，几乎没怎么好好上过课，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老师还会被斗、被打。后来，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学校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1975年，我从同济中学高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分到宝山刘行插队落户。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刚传出来时，我正在乡下，公社不让我们回家复习，只能在村里边干活边复习。在参加高考前，我们公社还组织了一场初试，通过了才能获准去参加高考。我还算幸运，顺利过了公社这一关。后来政策出来之后，公社才允许知青回家复习。

我父母都是在第二军医大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工作，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所以家里有几本理科的书，便翻出来给我复习用。我家住在部队大院，学校专门为我们这些要参加高考的部队子弟组织了一个补习班。为了提高复习效率，我自己也制定了备考计划，在仅有的两个多月复习时间里，除了去上补习班之外，我基本闭门不出，全身心投入复习。复习到后期，周围的同学遇到难题来问我，我几乎都能解答出来，这让我逐渐对高考有了信心。所以参加考试时，我的心态很平静，并不觉得很紧张。

当年我是在大场的行知中学考试的。由于考场离我家比较远，开考前一天，我特意骑自行车去考场走了一遍路线，从五角场骑到大场。当时路况很差，骑了两个多小时。由于担心爆胎，父亲在考前一天还特意为我更换了自行车的轮胎。第二天早晨5点多，我简单收拾了文具，便骑车赶考去了。高考结束后，我自我感觉还不错。两个月后，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我拿到了跨入上海第二医学院校门的通知书。

勤奋刻苦学医路

我之所以选择医学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受父母职业的影响。起初，医学不是我心仪的专业，我希望学的是工科，因为我觉得工科很有创造性，既有趣也有价值。但年轻的我最后还是遵从了父母的建议。

谈起大学，我至今都记得老师们的满腔热情，在教学工作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和我爱人的指导员都是郑红老师。郑老师带我们这一届时，比有的同学的年纪还小，和我们的关系特别融治。当然，作为学生的我们也都很自觉，积极要求上进，学习态度也十分端正，从不让老师操太多的心。

与现在相比，当时的教学条件相当简陋，没有电脑、没有投影仪。课堂上，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时不时地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我们则目不转睛，快速抄录，唯恐遗漏重点知识。课后同学们非常珍惜时间，抓紧复习。大家深知：能进入大学是很幸运的，必须倍加努力，刻苦用功。特别是年纪大的同学，他们的用功程度尤其值得钦佩。

当年我们是8至12人住一间宿舍，每天晚上十点多熄灯之后，大龄同学便钻进被窝，亮起手电筒复习。他们这种秉烛夜读的精神感染了我们这些年纪轻的人。虽说我是往届生，但在班上，我的年纪还算比较小的。不久以后，一到熄灯时间，同学们全部钻进被窝，亮起手电，埋头苦读，这一幕感人的场景至今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几十年来，母校优良严谨的学风，培育出我国医学界和科研界的无数精英。我觉得能在这所名校里接受5年教育，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暗中发奋爱国心

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根据户口所在地我被分配回郊县的江湾医院。工作几年后，我于1988年转入上海市肺科医院工作。

到了肺科医院后，我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和科室同道的辅助，为我提升临床技能、发挥个人专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宝贵的机遇。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些成果，我的学科在国内外也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我自己通过不懈努力为祖国医学在国际医学舞台上打响了中国品牌，觉得很开心，也感到蛮自豪的。

我国的医学研究模式1949年后是沿袭苏联的体制，改革开放后转向欧美的方式，尽管暂时转变得还不彻底。1999年我出国考察时，欧美同行问我的几个问题，我至今印象深刻。他们当时问我：“你们医院有没有CT(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你们中国人的肺癌是什么癌，鳞癌还是腺癌？”（鳞癌和腺癌的占比不同，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同）。原来在欧美同行的眼中，我们中国还是如此落后。我的内心充满了不服气，我想该如何奋起直追呢？回国后，我首先将我们的学科与国外同行先进的专业学我国的医学研究模式1949年后是沿袭苏联的体制，改革开放后转向欧美的方式，尽管暂时转变得还不彻底。1999年我出国考察时，欧美同行问我的几个问题，我至今印象深刻。他们当时问我：“你们医院有没有CT(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你们中国人的肺癌是什么癌，鳞癌还是腺

癌？”（鳞癌和腺癌的占比不同，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同）。原来在欧美同行的眼中，我们中国还是如此落后。我的内心充满了不服气，我想该如何奋起直追呢？回国后，我首先将我们的学科与国外同行先进的专业学科相比，看看我们还有哪些短板要补；研究国外有什么先进的技术是我们还不会做的，再寻找自己的突破点去创新。我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也能做出一些创新性手术，让外国同行也来我们这里学习。

近年来，我完成了很多临床上的技术突破，其中不少是创新性的，从目前看，没有一个失败的。如今，肺科医院的胸外科微创手术蜚声海内外，我们科室也已经成为全球胸外科医生的一个培训进修基地。几年来，我们举办的进修班的规模越来越大，最近已发展到每年组织6一7期进修班，每期15人左右的规模。2013年到现在，我们已接受了500多名外国学员，其中不乏外国专家。有些国家的医生在常规培训结束后，还申请继续进修，时间最长的竞然达一年半之久。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争着选派优秀的医生来我们这里学习。他们回国后，口口相传，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

现在我们科室的手术已在全球学术年会上进行了现场演示，并经常被转播到国外各大医院供其他国家医生观摩。有人曾建议我，转播手术可考虑收费。我的想法挺简单，经济利益不重要，重要的是展示我们中国医生的风采，唱响中国胸外科手术水平在世界的知名度。

不遗余力带团队

我常常教导学生和青年医生：我们在设计一个手术方案时，必须提前在脑海中想到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方案，并不断加以讨论、修改和完善。做一名医生，自始至终都要开动脑筋。我特别喜欢爱提问、肯动脑的年轻人。遇到这样的好苗子，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培养他们。我认为一名好医生一定是要基础理论过硬，临床技能一流，事业心强，并有一股闯劲儿。35一45岁是医生的黄金年龄段，是最能够做出成绩的时候，因此年轻人千万不要浪费这最宝贵的10年。

一个学科的强大，不仅在于学科带头人个人的优秀，更在于他身后是否拥有一个结构合理的梯队，是否培育出一拨科研思路清晰、临床技术精湛的人才。近年来，我把团队建设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连续多年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我的团队很融洽，大家的感情亲密无间。我希望这样的模式能让我们心胸外科长盛不衰。

作为年长资深的科主任，我认为带教学生、带领团队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允许年轻医生萌发不同的思路，发挥个人想象力，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样才能让年轻人得到锻炼，快速地成长，而整个团队也会越来越有活力。

离校36年了，我对母校依然怀着深深的眷恋。作为一名从二医走出来的毕业生，从我入学那一天起，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母校。愿我在有生之年，能继续在学术领域里做出新的成绩，为母校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