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希平，1959年生，上海人。1977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口腔系，1982年本科毕业。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上海市口腔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

在冯希平的人生之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师者给予学生的正能量是如何代代相传的：班主任对冯希平的鼓励与指导，让他轻松应战高考：大学时代辅导员的歌声至今犹在他的耳畔回响：前辈专家手把手的指导，成就了他的精湛医术…而他，自己带教学生的时候，心心念念的就是当年老师如何手把手指导自己，他也用相同的态度去对待年轻人，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探讨课题、修改论文。他说：前辈的优良品行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的一生。

才上考场，便下农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年9月我进入小学读一年级。在十年浩劫中，我念完了小学和中学。这十年的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安。社会环境如此，教育环境亦如此。学校的教学管理大都比较松散，经常会“停课闹革命”，学生自然也不能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

当年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我被分到卢湾区新华中学。1976年中学毕业后，按照国家的分配政策，我被分到崇明县长征农场工作。农场报到有3个时间点可供选择，就在报到前夕，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就选了最后的截止时间前去报到，这样就有了一段可以安心复习的时间。

说是复习，其实并无头绪，中学时期并未打好基础，几乎所有课程都要从头学习。幸运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的外公是中学教师，负责数理化的教学，有丰富的经验。为了支持我参加高考，外公翻箱倒柜找来“文革”前多个省市的高考习题汇编集。外公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一点一点教我。印象中，福建、浙江、安徽、江苏等省份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我一本一本啃下来了。那个夏天，每天我都要学习到深夜。我的语文功底较好，得益于中学时代遇到的那位知识渊博、幽默风趣的语文老师。当年的这位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教书方法别具一格，能根据每个同学不同的性格特点，因材施教，激发其求知欲望与兴趣。高考结果公布后，我们中学共有4人考上大学，其中3个是我们班的同学。由此可见，班主任老师厥功至伟。

深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们都十分崇拜工人阶级，每个人都以学工为荣。于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首选了上海科技大学精密仪器专业，期待以后能成为一名工程师。担心考不上科技大学，便将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作为第二个志愿填报。

在外公和语文老师的大力相助下，我走进高考考场。而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便打包行李奔赴农场报到去了。家人把我送到吴淞码头，和许多同学一起乘船去崇明。当时长征农场管理十分严格，近乎军事化。刚去的时候，我就赶上了“开河”，在田地里挖灌溉渠道。每天都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体力极度透支是每个参加“开河”新职工的共同感受。有一天，我正在埋头干活，突然旁边有人喊：“冯希平，你爸爸来了！”回头一看，真看到不远处的父亲。原来父亲是来送大学录取通知给我的。闻此喜讯，我自然欣喜万分。考上大学的消息很快在队友间传开，当晚同事们特意在宿舍里给我小小庆祝了一番。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父子两人便坐着拖拉机赶往码头，清晰地记得，我离开连队的时候，那些在地里干活的知青都仰起头羡慕地看向我，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自豪感。

就这样，我结束了农场生活。尽管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回想起来，那段艰苦的生活刻骨铭心，对于我以后的人生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焚膏继晷，潜心苦读

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一切都那么新奇。

在农场工作时，我每个月能领到19.5元的工资。上学之后没了工资，就要靠家人的支持了。当时，我的外公每个月资助我15元生活费，后来学校有了助学金政策，我就申请了每个月13.5元的乙等助学金。在那个物价低廉的年代里，这些钱足够一个月的开支了。当时班里有很多从农村考来的同学，生活格外勤俭节约，即使有助学金，每餐也只买米饭不买菜，拿碗免费汤而已，省下的钱贴补家用。有些同学家庭负担比较重，平时在学校上课，周

末还要赶回家去干农活，毕竞当时一个青年小伙子可是一个家庭少不了的壮劳力。那时，班里甚至还有很多怀着孕或已有孩子来读书的同学。

第一届考生生源情况复杂，虽然每个同学经历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基本上都受过艰苦磨炼。大学二年级我们去学农，当地村干部还以为我们都是些娇生惯养的学生，做不了农活，随便给我们派一小块稻田地意思意思。谁知道，我们这帮学生三下五除二就割完了稻子，这让村干部和村民相当吃惊，对我们刮目相看。

记得当时我们的第一任辅导员是陈章达老师。在首次见面会上，他就向同学们提出了好好学习的殷切希望，并当场唱起了《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太熟悉，但在当年是非常有时代意义的。“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歌词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想，陈老师唱这首歌的用意就是期待我们珍惜机会，努力奋进，永远跟党走！

在学习上，我们这一届学生的自觉性很高，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同学自控力更强，学习更加认真刻苦，他们带动了班上的学习氛围。当时我只有19岁，还是贪玩的年纪。不过每天看到宿舍里年纪大的同学起早贪黑地学习，我也深受感染，一到晚上就和很多同学到学校的“拼命楼”（2舍2楼）的通宵教室，看书、学习，如饥似渴，挑灯夜战。看到那些年长同学坚持学习到深夜，即使感到困乏，自己也不甘心提前离去，打起精神再接再厉。临近期末考试的时段里，同学们都要早早去占座，倘若慢了一拍就没你的份了。只见“拼命楼”里一派盛况，通宵教室座无虚席，满眼全是孜孜不倦、潜心苦读的同学。

优良的学风不仅在校园内盛行，连出了校园、到了乡下，同学们依然保持旺盛的学习欲望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状态。那年去青浦下乡锻炼，我们白天干农活，晚上也不忘抓紧时间学习。乡下条件简陋，寝室内没有像样的桌子，我们就跟生产队队长商量，借个小学教室来看书学习。队长说，教室可以借用，但是晚上是停电的。于是每个同学都买了根蜡烛，整个教室里每张桌子上都支起一根蜡烛用来照明，大家就着微弱的烛光看书。这种刻苦学习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的村民。

在二医学习生活的几年，我学习了完整的、系统的专业知识，直到现在，我在工作中依然应用这些基础知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离开临床、没有停止学习。而每当回想在校读书的5年里，老师们循循善诱和润物无声的教海，对我人生的成长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停止学习。而每当回想在校读书的5年里，老师们循循善诱和润物无声的教诲，对我人生的成长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此外，大学期间，我还接触到了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的同学，他们身上的种种优点和宝贵的人生经验，都十分值得学习与借鉴。这些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使我从一个稚嫩的学生蜕变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成年人。相信对每一个同学来说，在学校学习的这段经历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基石。所以，大家情谊也十分深厚，我们经常返校相聚，每次聚会都会特意去当年上课的305教室，复制学生时代的情景，由班长点名，同学们逐一应答，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

为人师表，薪火相传

当自己做了老师，也要开始培养学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老师，他们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在我的学生时代，十分幸运地遇到了多位好老师，比如邬爱菊、邱蔚六、刘正、曹宏康和邵家钰等教授，他们都是我国口腔医学领域的权威，这些老师在培养学生方面，可渭是呕心沥血、尽心尽责，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耐心。无论自己的工作多忙，他们从来不挑剔学生，始终手把手教，在他们眼里“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会的老师”

到了研究生阶段，无论在学习、生活还是思想方面，老师对我都很关心，并给予细心的引导，还会根据我的特点调整课题研究方向。时代的原因造成我们这一代学生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为了让同学们尽快了解国际先进技术与专业前沿知识，老师们更是亲自把一大摞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供我们学习。我的导师带了4个学生，研究的方向不尽相同，为了培养我们，老师翻译了不知多少万字。除了“研究生导师”一职外，这些老师还是科主任、教研室主任，可想而知，他们的工作有多忙，但为了学生，他们甘愿牺牲自己大量的时间。我常常想，这些老师之所以后来成为医学大家，就是因为“认真负责”。他们拥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甘为人梯的敬业精神，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学生都尽职尽责，这种优良的品行令我们敬仰，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时代发展了，现在的学生已完全不同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但作为老师，我依旧觉得责任重大。在培养方式上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性格与特长肯定也是各不相同，老师在培养学生时，如果采取刻板的模式，自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如果把教学工作仅仅当作一种任务来完成，肯定不会有耐心。每次带教学生时，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起自己的老师当年是如何手把手教我的。所以，我也会按照当年我的老师的方式尽可能亲力亲为。作为导师，我会不厌其烦地帮学生讨论课题、修改论文，直到他真正到达硕士、博士的水准。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的责任，是我的老师言传身教给我的，我理应将这种师德精神传承下去。

中国这几十年正在高速发展，转眼进入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已不再是陌生的概念了。如果医学教育还是按照原来守旧的模式来培养学生，学生学得再好，充其量也只是一名合格的医生。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只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还要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科技的发展。这需要学校、老师来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不断给予引导，激发学生去创造、去创新的冲动。在教学形式上要将学生从死记硬背、照本宣科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更多地自己设计、自己操作。另外，还要具备国际化视野，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还要了解他人的先进成果。

最后，祝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越办越好，特别是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越来越强大，希望我们这一代用自己的“星星之火”燃出一片“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