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淇敏，1947年生，江苏无锡人。1977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1982年本科毕业。历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人事处处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宝钢医院党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等职。现任上海交大国家健康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从高中生到打铁匠，仅是一纸通知、一步之遥，而从锻工车间到大学课堂，黄淇敏却走了十年。这十年之中，哪怕是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日复一日抡起大锤打铁，他也还是坚信要多学一点东西。正是这样一种求知的力量，推动着他向前，没有错失改变命运的良机。

高中毕业变“打铁匠”

1966年的夏天，我正在卢湾中学念高三，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最后冲刺高考。忽然有一天，学校的广播响起来了，说了很多，只有“暂停高考”这四个字尤为刺耳。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露雳击碎了我们每个高三学生的梦想。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在考场上大显身手，脱颖而出。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得不逐渐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经历了两年的荒废后，1968年，我们这一批人陆续被分配到了工厂、农村。当时我家里兄弟姐妹五个，大姐跟三弟都去了农村，所以我就分配到了机电一局下属的上海化工机械厂当工人。当时厂里为了让我们这批中学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特意把我们安排到比较艰苦的岗位，我被分配到锻工车间，成了名副其实的“打铁匠”。每天在熊熊烈火燃烧着的锻铁炉前，抡着沉重的铁锤，跟着师傅打铁。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我们也都是赤膊着穿件脏兮兮的棉袄，其劳动强度与艰苦程度今天的青年学子已很难想象。但每个月17元的工资和37斤的粮票配给，与农村、边疆等条件更艰苦的地方比，我已经很满足了。就这样，在工厂一干就是10年。在这期间，除了向师傅们学习技术外，我也结合工作学些专业知识。我有一种理念，即使没能进大学，也应多学点东西，日后在工厂里也可以有所作为。在党团组织的培养下，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我得到了锻炼，先从车间学徒被提拔为车间团支部书记，后又被提拔为党支部副书记，最后还去了厂宣传科主持工作。

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僮憬着读大学。后来，国家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读大学的政策，每每看到有人去读大学，我都特别羡慕。虽仰头期盼，却始终没有机会。因此在业余时间里，我憋着一口气，自学文化知识。

不懈努力终人大学

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政策一出来，我便摩拳擦掌，准备一试身手。毕竟我接受过完整的中学六年制教育，基础知识打得比较扎实，所以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生女，好在双方家庭支持，我与爱人便一起备考。那时最大的困难是，书本在十年中都已经卖掉或丢弃，手头上没有复习资料。于是工作之余，我就跑去书店和图书馆，竭力寻觅可用的复习资料。当时很多想报考的学子都在找书，真的很难淘到需要的复习资料。后来，我总算在福州路旧书店淘到一本小开本的数理化公式汇编资料，如获至宝，最后就是凭借这本旧书，我走上了高考的考场。

参加高考时，我并不觉得压力太大，毕竞我当时的工作和收入也不算差，所以没后顾之忧。大概就是因为心态平和，我反而发挥得不错。填报志愿的时候，考虑到在机械厂里工作了这么久，已经具备了一些理工科方面的经验，我就报了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械学院这两个工科院校。当时志愿可以填3个，有同事建议我报考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儿科专业，说二医儿科专业在上海很有名气。我采纳了同事的建议，把二医填进了志愿表里，没想到最后我真的接到了二医儿科系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才得知，当时国家医疗人才奇缺，只要专业填报了医学方向的，都会优先录取。就这样，我如愿以偿进入大学。

1978年入校后，学校一下子迎接这么多的新生，校园的资源突然变得捉襟见肘，师资、教室、宿舍都出现了不够用的情况。上课的时候需要大家提前去抢座位，不然就只能站在教室后排听课。

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当时学校里的骨骼标本比较少，无奈学生太多，上课的时候站得里三层外三层，很多同学根本看不到标本。于是有的同学就偷偷把这些标本带回宿舍去研究。后来学校发现标本一下子少了许多，几经调查发现是同学带走了，只能专门做学生工作，让大家尽快把标本归还原处。由此可见，当年学生求知欲望是多么强烈，当然，将公共教具占为己有那是不对的。

我还记得，当年上解剖课，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尸体，很多人难以接受，有的看着看着就晕倒了。但适应期一过，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看老师解剖，或自告奋勇地自己动手操作，大家深知，不熟练掌握人体构造，很难成为一名好医生。

回想在基础部的两年多时间里，老师要求极其严格，同学学习认真刻苦，而同学间的感情也很真挚纯朴。

接受考验，不断成长

毕业之后，我有幸留校工作。从辅导员做起，逐渐走向教学工作，后来做了总支书记。1986年学校成立了卫管系，当时在整个上海市的医学院校中首开先河，我被分到卫管系工作。浦东开发开放之际，中美合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时，我又被派去做前期的筹建工作，一干就是8年，亲眼见证了儿医中心的规划设计、雏形初显和诞生发展。

当年，美国有一个“汉弗莱项目”，主要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培养中层干部，在中国每年招生三四人。因为与美国合作筹建儿医中心，美方为儿医中心提供了一个名额。在王一飞校长的推荐下，我通过学校的选拔考试得到了去美国交流学习的资格，并经过美方的层层筛选、书面考试与面试，最终顺利过关，赴美国进修。

因为在学生时代我就是学生干部，做过班长、学生会主席乃至市学联副主席，和外国留学生经常打交道，所以我在美国的学习生活适应得较快。初到美国先要接受几个月的英语培训，然后再被分去各专业学习。我的专业是卫生事业管理与医院管理。尽管该项目要求学员抓紧时间尽可能在美国各地多走多看，并不提倡学员听课，但不少学员还是更偏爱听课。我也参加了学校里的研究生课堂，还修完了24个学分。这趟美国之行提升了我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

1998年，我被学校调回本部，担任了人事处处长。在这之后三年时间里，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中，我和人事处同仁开展了一些探索工作，其中我校率先实行的“破格晋升”人才培养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一项新突破。当时，在二医系统里，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如附属九院整形外科某位医生，只有中专学历，但临床动手能力极强，其施行的阴茎再造术居国际领先水平，只是因为学历和论文的原因，一直难以获得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经过讨论调研，我们觉得职称评聘应该将科研与临床分类管理，可以打破学历、资历的壁垒，只要成绩特别优异，业务能力尤为突出，这种人就应该成为优秀典型。当时我们组织了全市几十位行业专家进行公开评审，让这种类型的医生汇报答辩，最终由专家打分，决定是否晋升。其实，“破格”是要解决一些有本事、有能力的医生或技术员，因“文革”影响而造成的学历、年龄、论文等条件欠缺，在职业发展道路上受到限制的问题。后来，这种破格晋升的机制在全国医疗体系内产生较大影响。在人才工作上，为了加快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我们提出“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理念，创新使用“哑铃式/候鸟式”等用人方法，从国外大力引进杰出科研人才，为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1年，我按照学校领导的安排，调任附属宝钢医院党委书记。上任之时，宝钢医院的整体状况比较困难。履职之后，我与新任院长及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听取职工意见，调研分析现状，研究制订对策，决定从转变观念开始，从基础抓起。通过整顿院纪院风，组织全院员工加强学习，开展业务培训，促使职工把“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思想转换成“在竞争中求发展”的理念。然后院领导班子率领全院职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破格晋升、引进人才、外语培训，鼓励读研、课题申报、对外交流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并举。紧接着筹集经费，建造传染病病房大楼、改建门急诊大楼等，并且贷款购置先进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DSI(胃肠造影)等设备，改善医院的硬件设施。通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宝钢医院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变化：医务员工意气风发，人心向上；刻苦钻研医疗技术蔚然成风：专业人员出国访学机会剧增：医院科研课题数量与质量齐齐飙升。

时刻准备抓住机会

当下的医学生或年轻的医务工作者，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应坦然面对今后碰到的情况。医生这个行业比较辛苦，也比较特殊，既受到社会的尊重，也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相信随着医改的日益深入与完善，这种情况会逐步改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世人有目共睹。现在，年轻人成长进步的空间相当大，创业发展的氛围相当好，希望学弟学妹们抓住每一个人生机遇，通过不懈地努力，创造辉煌的人生。都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坚信这一点。就像李白诗中写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但什么时候用我，这就要靠准备与抓机遇。其实我自认并不聪明，但是比较热爱学习，有那么一点知识的储备，所以在机会到来之时，便有可能去尝试抓住。比如，40年前我抓住了高考，改变了人生。

作为一个老学长，我衷心希望学弟学妹们充分利用现在在校的学习时光，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丰富知识储备的人、有能力抓住机会的人。都说“机不可失”，只有在学业上做到“机不可失”，方有可能在事业上实现“时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