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关祥，1948年生，上海人。1972年入学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78年考取研究生，1981年获免疫生化专业硕士学位。1981一1984年赴美国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和俄克拉荷马医学研究基金会作访问学者。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

尽管钱关祥笑称今年正好70岁，已届古稀之年，事实上，我们眼中的他身体硬朗、精神抖擞，依然是十几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个“年轻”的钱校长。他依然关注着医学的前沿发展，依然关注着学校的未来规划，对母校和学子们有着殷殷的期盼。

推荐上学，缘定二医

1968年我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两年了，那个时候，各类学校全部停课，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读书无用”的思潮。国家废除了考试制度，我们自然也就没了继续读书的机会。1969年，在“上山下乡”滚滚的洪流中，我去了江西贵溪插队落户。1972年，国家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在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竟获得了推荐资格，迎来了踏进大学校门的机会。

那年我们县有两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工程物理系，另一个就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医疗系。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当时我并不喜欢学医，而是钟情理工科的机械类专业，自然很想去科技大学读物理专业，但当时县招办把这个机会给了一位老红军的女儿，而我则被推荐进二医。得知消息后，我赶紧跑去找那个女生商量，看看能不能互换一下。

那女生喜欢医学，很爽快地答应了，县招生办也同意给我俩调换，但偏偏负责二医招生的老师不同意。他说，二医招生是优先考虑上海知青的，如果调换的话，不能保证那女生一定被二医录取。在这种情况下，女生自然也就不同意换了。

当时，我甚至想放弃这个机会，再等一年，说不定会有其他的选择。但公社干部都劝我：“赶紧抓住机会走吧，万一政策有变，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回上海了。”我认真考虑了一下，感觉的确有这样的风险，于是接受了进入二医的推荐名额。现在回想起来，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造化吧，我和二医这所学校应该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进入二医之后，我慢慢地爱上了医学，因此愈发珍惜上大学读书的机会，刻苦努力，学习成绩被评为“优异”。在校期间，我还担任了学生干部，把学生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得到老师与同学的好评。在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中，自己也提高了协调、沟通和组织能力。这些能力在我日后的管理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报考硕士，再进二医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工农兵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对工农兵大学生的反响参差不齐。我自己也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听到一些说法后，觉得既不爽又不服。我认为我一定可以用实力证明自己的。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考试。我立刻决定报考研究生，一方面，我想用研究生入学的标准检验一下自己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研究生学习是一个提升自我、挑战自我的好机会。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我只能报考“基础医学”，而当时医学院本部的招生专业很少，只有两个专业可选，分别是免疫学和组织胚胎学。两者权衡，我选择报考自己比较喜欢的免疫学。

当时，我国基础医学的发展迅猛，我原先掌握的专业知识已十分滞后。报名以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将免疫学所有知识从头至尾复习了一遍，其他基础医学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再次突击。备考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天，那段时间我真的蛮拼的，没日没夜地学习，为了备考瘦了将近20斤。

最终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再次顺利地被二医录取。我们这批研究生的特点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居多，占总数的80％以上：小部分是老三届学生，因此班里同学年龄落差很大，我在班里属于比较小的。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余8教授1他是免整学界的鼻祖。当年余教授对免疫学科的发展大方向已了如指掌，在他的指导下，我确定把“免疫酶标测定小分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由于我主攻免疫生化，我的具体指导老师一生化教研室主任张慧珠教授，对我的辅导可谓是细致入微、尽心尽责。在那个刚刚恢复研究生招生的年代，导师和学生人数都很少，张慧珠老师只带2个研究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所以她全身心扑在对我们的学业指导上，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每个实验都要学生自己思考，深思熟虑后设计实验流程，然后导师提出修改意见，学生反复修改，最终完成实验设计。这种反复的打磨式训练帮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研期间，虽然我们的年纪都不小了，有的还拖家带口，但是大家都心无旁骛，刻苦钻研。当时物质相对匮乏，科研经费少，实验仪器设备比较简陋，像试管这种需求量比较大的实验器皿都是要反复利用的。实验一天下来，往往要洗涤100多根试管。尽管条件艰苦、学业繁重，但好在我们大多数人拥有上山下乡或老少边区工作的体验，艰苦的岁月早已磨炼出坚韧的性格，加上被压抑10年之久的求知欲望突然得到满足，对知识的极度渴求燃烧起我们刻苦钻研的全部激情。每天的挑灯夜战、学术讲座的座无虚席便是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最典型的写照。

赴美深造，情牵二医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获得了赴美国进修的机会，先后在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和俄克拉荷马医学研究基金会进行了两年半的访学，主攻免疫生化。我是基础部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青年老师，我深知这是母校馈赠于我的无限荣誉。进修快结束的时候，美国导师三番五次要挽留我，但我毅然决定回国。不说自己有多爱国，当初心中的想法非常朴实，就是要回来好好干，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为母校的发展做一点自己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成归国前，在我的努力下，二医同西奈山医学院建立了友好关系，在之后的连续多年中，西奈山医学院接受二医选派的进修生，并为进修生提供经济资助。

自己在美国进修时，曾在不经意间，与一位美国教授聊起音乐。交谈中，我如数家珍地说起了贝多芬、莫扎特、鲁西尼，还有勃拉姆斯、拉赫玛尼诺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音乐家，并把他们的代表作也描述得一清二楚。这位美国教授问我：“你也懂音乐？”语气中既有惊讶又有蔑视，我回答：“你可不能小看中国人，我不仅了解他们的代表作，还知晓他们的艺术风格。我们上海二医大出来的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后来这位美国教授对我刮目相看，并邀我去了他家做客，那天我还演奏了一段门德尔松的小提琴曲调，得到了他们全家的赞赏。从此，美国的教授对中国的上海第二医学院有了深刻的印象。

学成归国，服务二医

我的大学时代和研究生时代都是在二医校园里度过的，可以说，我是一个“土生土长”“根正苗红”的二医人！二医培养了我、成就了我，是我一生的舞台。我热爱二医，愿意奉献自己毕生智慧和力量把二医建设得更加美好。

从美国回到学校后，我积极投身教研室的建设。在领导的支持下，在全国的医科院校中，二医是较早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并第一个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点的医学院。我们当时还专门成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为整个二医系统（包括各附属医院）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学成归国，服务二医我的大学时代和研究生时代都是在二医校园里度过的，可以说，我是一个“土生土长”“根正苗红”的二医人！二医培养了我、成就了我，是我一生的舞台。我热爱二医，愿意奉献自己毕生智慧和力量把二医建设得更加美好。从美国回到学校后，我积极投身教研室的建设。在领导的支持下，在全国的医科院校中，二医是较早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并第一个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点的医学院。我们当时还专门成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为整个二医系统（包括各附属医院）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91年，我担任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1995年担任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1997年起担任二医副校长。在我任职期间，经历了医学院的困难时期一人才短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础部越来越留不住人才了：优秀的学生大都选择到临床岗位去，愿意留下来做基础医学研究的人数量骤减。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当时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经过讨论，制定了一些人才政策，推出了破格晋升、海外招募等系列措施，挽留了一些青年才俊，也吸纳了一批海外杰出人才。这些人后来都迅速成长为医学院的领军人物，甚至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这项工作为医学院后来的人才引进工作营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教师队伍的成长铺垫了良好的基础，为医学院的持续发展储备了宝贵的人才力量。

与40年前相比，我国现在的科研工作，无论在体制机制上，还是在学术水平上，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就拿我们医学院来说，科研工作的管理机制、评审制度、导师水平、课题深度、出国交流的人数，还有师资质量与学生素质也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和发展，这些让人感到尤为兴奋。作为一个老“二医人”，我希望我的母校人才济济、蒸蒸日上。对于青年一代，我想提一些希望：做医学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反复求证，失败是正常事，平静面对，不必闹心，最重要的是克服浮躁心态，以严谨、扎实的态度治学。另外，我们在做学问、做科研的同时，一定要好好做人，处处体现协作精神，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幸运，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我还是一棵小草的时候，我得到了母校的培养，使我拔节长高；如果今天我算长成一棵大树的话，那完全是母校栽培的结果。医学院是我的根，我的心以前会，现在会，以后永远都会牵系着二医、牵系着交大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