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位志愿军班长的大学同学——魏德发
作者:王祖承 (六四届医疗糸) 来源: 发布时间:2022-02-25


1959-1964年,我作为应届高中生,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分配在甲大班第三小班。甲大班有六个小班,每个小班的同学约20名左右。

在这五年的大学就读生活期间,值得我深深回忆的同学就是魏德发。他与我都是在同一小班里,住在同一宿舍,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他大约比我年长12岁,推算我入大学时是19岁,他则是31岁。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开始时只知道他是“调干生”(即已参加工作,带着工资来就读的。主要都是基层干部,作为工、农、兵中的年轻骨干,经过培养后将来成为有知识的专家后备领导)。后来又知道他是志愿军复员回来的,那是“最可爱的人”了。再后来知道他是解放军战士,是在第四野战军出来的,党员,一路上打仗打过来的,那真是非常伟大了,对他肃然起敬。后来,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一开始,他从东北的“四野”直接参加的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又打过很多次仗,一直到“抗美援朝”结束,继续留在那里帮助建设,直到1955年才回国的。

入学报到后,就分配宿舍。我们三班的全体男生,大约有11名分配在同一宿舍。这间宿舍,是一个长长的房间。进门以后,二边靠墙都一溜排放着上下铺的双人床,左右各三张,应该有12个铺位。进门以后,大家自由挑铺位。靠门口的一张铺,上面空着,作为公用,放置行李。下面则早已放着一只军用背包带打的包,扎得严严实实。此外,旁边还放了脸盆、背包,乍一看,表明早已有主人了。

以后我才知道,靠门口的这只铺位,是属于最差的位置。门外嘈杂的声音最易听到,进出开关门最为麻烦,冬天冷风吹进来,他就首当其冲。总之,谁也不愿意选这个位置的。但不知是谁,却早已经挑了这个铺位。

晚上,大家准备就寝,才看到这只铺位的主人,他叫魏德发,也算是我们的同学,但年龄比我们大。他把最差的铺位留给了自己。


入睡前,魏德发进宿舍房间里来了,很友好地和大家打了招呼。大家才知道他是抢先睡在门口铺位的主人。他的长相大约30多岁,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身体很结实,脸色黑黑的。现在再回忆起他的模样,活脱脱像香港演员曾志伟了。他一开口,是普通上海话(上海话是带有一点北方话口音)。他说自己白天在开会,直到现在才和大家见面,以后要和大家一起读书、一起住集体宿舍了。(他)讲得很自然,也很和善,大家也就随便交谈起来,没有隔阂。

以后,在宿舍里他和大家随便交流,虽话不多,但很到位。大家争争吵吵,他不参与。谁大声喧哗,他就发声阻止。他的表现很受大家尊敬,大家平时就叫他“老魏”,叫着叫着就叫惯了。每逢晚上有空闲时间,睡前躺在床上,有同学提议请老魏讲“革命故事”,老魏也很爽快,讲自己的过去。

他说,他的家乡是在浙江绍兴农村,家境贫穷,父母双亡,他和姐姐二人相依为命。1946年,他虚龄16岁,被抽壮丁去当了国民党兵,不久就被拉到东北去打仗了。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官的欺压士兵非常普遍,打骂是家常便饭,不把士兵当人。尤其是他们的连长,更是残暴,打人时要解开皮带狠命抽打,下面的士兵无不恨之入骨,都希望他早点被解放军打死。在一次与解放军阵地对峙时,这个连长站在壕沟上面哇啦哇啦命令大家冲锋。大家都在壕沟里躲着,他的屁股正朝着下面的士兵们,其中一个早已恨恨不已,怒气冲天,抬起步枪,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枪,子弹从头颈部穿出,当场毙命。于是大家一起爬起来,阵地起义,参加到解放军队伍中,就成为东北第四野战军的战士了。

老魏他的自我介绍讲得有声有色,引得大家兴奋不已,不断提问、讨论。有的还听了手舞足蹈,好像自己就是开枪的士兵,要去参加起义返正了。

以后,只要有空就会请老魏讲讲他的战斗故事。他的故事也真多,有解放战争的,有抗美援朝的。通过他的介绍,知道在打仗时怎样杀敌拼刺刀、怎样掷手榴弹等,还知道他因为打仗勇敢,在火线上光荣入党立功,还知道他力气大,抢救伤员有窍门,就把他安排到卫生队中,做一个卫生兵。卫生兵的要求更高:既能冲锋在前,又能背伤员退下,再上去又要搬弹药冲上去,真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既要力气十分大,又要机灵,还要勇敢,才能当上卫生兵。当然,复原后就进入到医疗卫生队伍中来了。


平时,我们一进宿舍门,就常常会见到老魏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上身单布衫,下身穿短裤。二腿叉开横伸,搁在床档上,大模大样,不避“嫌疑”,不作遮盖。于是乎,他的二条大腿内侧皮肤上就露出二块大伤疤。这二块大伤疤,位置很奇特,左右对称,大小相等,长方形。每一块伤疤大约有二张扑克牌样大小,色泽是浅褐色,与周围正常白皙皮肤形成很大反差,特别显眼。说它是子弹、刀枪伤疤,却没有这么规则。那么是怎么会出现的呢?有什么故事吗?又是引来大家的好奇。一问,他很自豪地对我们说,是1958年抢救邱财康时捐的皮肤。大家一听,明白了!1958年,钢铁工人邱财康被钢水烫伤,全身烧伤面积89%,三度烧伤23%。如此严重的病情,当时上海第二医学院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抢救。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捐献活人的皮肤敷贴在他的创面上。这时,正在读医科预科班的老魏义不容辞,主动提出无条件地捐出自己的皮肤。所以在他的二条大腿内侧,留下这二块值得纪念的伤疤。他这种自告奋勇、不计个人利益、崇高的奉献精神,真是令人敬佩!后来邱财康被抢救成功,当然老魏有一大功劳。

回想我本人当时投考上海第二医学院,也是因为抢救邱财康的事迹鼓动着我,使我愿意投身到医学事业中来的。


当时,进大学的各种报到手续办好后,就要去农村参加二个月的“三秋”劳动锻炼。

我们到当时上海县的马桥人民公社去参加劳动。该公社就是现在闵行区马桥镇周边农村。每个小班又分到各个生产大队去,我们就分到沙溪大队,集体住在一间腾空的柴草屋里。再分隔成二间,一间睡男生,一间睡女生。在地上铺上稻草,每人放上铺盖,大家连成一起,睡通铺。老魏他自己的铺位,就放在最外面的门口。他对大家说,部队里打仗时,打到哪里就睡到哪里,不管它下面是稻草还是泥土,只要有空地方,躺下就睡。有时,没有地方睡,就二个人背靠背,照样入睡,一点都不觉得累,“骄娇二气”全扫光!本来有的人嫌脏、怕小虫、怕人多干扰。经他这样一说,胆子也大了,心静、放得下,照样能睡觉了。

老魏下农田劳动,总是带头挑重担做。挑担、挖沟、担肥、搬重物,他样样做在前面。他的力气也大,摸他手臂上的肌肉,像是石头,邦邦硬。他用力一屏气,更是像钢,根本捏不下去。他说,在朝鲜战场上打仗时,前面战士倒下,他就冲上去,不管自己,要先把伤员救下来。他救伤员时,是先把伤员背在肩上,然后自己匍匐在地上,左手弯挂一支冲锋枪,右手拉住背上的伤员,一点一点从阵地爬回后方阵地。如果敌人子弹打过来,他就回过头去开枪回击。他要背一个人,再拿一把枪,身上挂满子弹、手榴弹,当然力气要大,动作要快,决不能拖泥带水,否则自己的命都没有了,还能救战友?现在的体力劳动,比之我们打仗那时候,完全不同了,当然要珍惜,要好好劳动,不能偷懒。

有一次,大家搬一只大木船时,一位男同学被突然倒下的大木船压住双腿,后来小腿突然被压断。他当时也勇敢不叫痛,经过抢救、做手术、上石膏,休息一段时期后坚持读书,最终完成学业。前后经过,也正是包含有老魏的勇敢精神鼓励着他。

在分配各种劳动时,老魏把轻便工作、后勤工作就分配给女同学。把中等强度的劳动(如拔豆萁、剥豆芨等)就分给体弱的男同学。把割稻、挖土等重劳动分配给体格强壮的男同学。他的做法很得人心,当时大家刚认识,相互不熟悉,他能合情合理照顾,确实很关心人。

每天傍晚后,劳动收工回来,大家晚餐用毕,洗刷衣服,然后就是民主生活或政治学习。会上,老魏总是带头发言以启发大家。他常常会表扬别人,批评自己。他的自我批评一带头,同学们都会学他样,这样一来,真正把下乡劳动就当成是一种学习场所—-是一种锻炼人的场所。他的自我表率、以身作则、自我批评一套工作方法很有效,是从部队中带到地方上来的好方法。通过开会,更使大家重视下乡“三秋”劳动了,任务完成,最后高高兴兴结束回来。

1960年暑假,是我们就读大学的第二年。学校开展军事夏令营训练活动,为期一周,地点是到松江县的佘山。

开展军事夏令营的训练活动,对老魏来说更是强项。我们大班120人,就是一个连。老魏就是当仁不让的连长。出发时间定在晚上八时,夏令营战士是全体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先在大操场排好队集合,听好动员报告,就雄赳赳气昂昂鱼贯出发,队伍穿过市里,到了郊外,一路上沿着小路走过去。夜间黑漆漆,走了大半夜,中间还遭遇到“敌人”(高一届同学)的包围和偷袭,大家分散冲出保围圏,也不知天南地北,不料仍被抓住成为俘虏,都被关到一所房子里,静坐到天亮。天亮时,老魏出现了,他领大家回营房,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当时一看不妙,马上乘乱往旁边一窜,冲出包围圈,带着一部分同学到达营地,现在来领俘虏了。他说打仗时既要勇敢也要机灵、反应要快,敌进我退、敌疲我进。如果呆头呆脑,早就送命了。

在训练中,他为大家表演拼刺刀:双手握枪,先立正,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再举枪、用力平刺,动作有板有眼,一副有经验老兵的腔调。他说,和敌人拼刺刀时,要不怕死,满脸充满杀气,压住对方,前脚跨出半步,后脚顶住地面,上身发力,举枪用力刺上去。刺刀进敌人胸膛,因为会被软组织吸住,拔不出来。这时你要用力把枪柄旋转90度,然后快速抬起一脚,狠命往敌人肚子踢上去,把他踢开,乘势拔枪,他倒下去,他的鲜血从枪眼里飚出来,就不会喷到你身上。“一刺、一转、一脚”,是一气呵成,动作熟练,方能取胜。他边说边做,前后动作熟练,大家看了,情景好像就是战场上一样,十分激动,十分逼真,收获很大。

操练休息期间,开展分班比赛唱歌。大家都要连长老魏单独唱歌表演。他毫不扭捏,大步走到台上,拉起喉咙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打、打!》、《冲、冲、冲》,节奏感很强,都是部队里唱熟的。他说。过去当解放军、志愿军时,就一直唱过这些歌,越唱会越有劲,能把战斗精神唱出来。于是大家都起劲的唱,雄壮、嘹亮,气氛十分热烈。

军训结束后,我还特地写了一篇长长的通讯稿,发表在《上海二医》的校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值得纪念。


医科大学头三年的课程,十分繁重,非但课程多,而且内容多,真辛苦,大家都要开夜车,规定宿舍十时熄灯,但实际上都是十一时以后才回宿舍,十二时入睡。早上六时,起床的喇叭音乐声响彻校区宿舍,大家都爬不起,懒觉不能睡,叫苦连天。老魏除了外语是免修外,他的学习要求与大家一样。他看到我们叫苦连天,就鼓励大家说,学习就像打仗一样,我强敌就弱,不怕牺牲,一定要冲过去!他平时一到晚上十时半就上床入睡,早上六时一到就起床。为了叫醒大家,还特地不断到走廊里吹哨子,急促刺耳的声音,把大家都催起床。有的同学说他“急得要命,像催命鬼”,他则说抓紧时间起来,行动要快。大家倒反而不好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严格督促,严厉行动的作风,使大家适应医学院的学习过程,对以后能完成学业顺利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这要感谢他的努力和投入。

每次上课,他总是坐在第一排,担任“起立、坐下”的喊号。他的笔记很认真,字迹端正且书写很规矩。

他读书时很专心,自修时也不与他人多谈闲事。他的记忆力特好,理解力也强。别人反复看、拼命背的书本内容,他能快速记住,反而会给别人解释。因此,大家不仅把他看作为政治上、社会经验上的老大哥,也把他看作为学习上的老大哥。


在医科大学的第四、五的两年内,我们进入临床期。在临床期,就分散到多个附属医院中去学习,边读书、边见习或实习。有关临床各科的书本理论知识都要学,一门门学下来。慢慢地,从不懂到懂,从理论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要操作、亲身亲手练习。在外科时,要学会消毒、结扎、打结、缝针,要细心、要胆大,这对每一个医学生都是训练内容。老魏他人胖胖的,双手的手指也是粗粗的,拿起细针缝线,倒也很得心应手。他说,在部队里,枪不离手,手不离枪,有空就擦枪,把枪擦得锃亮,打起来就顺手。现在要手术开刀,也是同一个原理,多练习,就会熟能生巧。

我们作为甲大班,在瑞金医院里的各科中轮转。瑞金医院那时称广慈医院,1907年建立时已经各科齐全、实力雄厚,国内外著名专家多,医疗水平高,教学力量足。在医疗带教方面非常严格。那时的实习医生,从早上七时进病房,就一直忙忙碌碌。除了书写、整理各种医疗病历记录外,还要学习做各种操作实践,如医疗注射、相帮护士或护工照顾病人、上上下下的事都要做。平时下午5时半才能下班。实习时要做抢救、参加手术等事,还有轮流值班,这时就要留下,一直干下去。如晚上忙,你仍要继续做,直至明日。而明日是第二天上午,你还要参加查房学习,至上午10时左右结束,才能回去休息。



他善于做思想谈心工作,常与同学个别交谈,鼓舞别人,确实是起着像部队指导员一样的作用。因此,也常有同学找他个别谈话。

1964年5月,经过阵阵安排,每个同学都经历毕业考试了。这次毕业考试,与1963年毕业的同学一样,是经过改革,在全国也是独特创新的。具体方法就是“现场病例考试”:先抽签,定在哪一个科?然后再抽签,定在哪一个亚科?(如内科又分消化科、心血管科、肾脏科、内分泌科、神经科、肺科等)我则是抽到肺科。于是先去接触一位男病人,采集病史,做体检,采集三大标本(血、尿、粪)并自己做化验,旁边有一位老师在监督。继之写出病例分析、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方案的书面报告。写好后上交,接着就接受口头考试,台上约摸坐着约8位老师,正中是孙桐年教授,是肺科主任,第一把手。他问我答,其他老师也插问。然后考试结束,离场回去,候听考试结果了。最后,总算毕业考试完成,从头到底非常严格,从理论到实践,既有书面考卷,又有实际操作。这样的考试是从去年开始的,非常有特色。考试以后,就等待毕业分配,这是每个学生非常关心的大事,中间要接受有关的政治审核,书面填写、个别谈话。同学间也往往相互询问,互相讨论,了解进展情况。

在这个中间,大家也很好奇,老魏他准备到哪个医院去?他是党员,又是大班长,是我们这一届的党支部委员。有关分配,他最了解,他可能会知道分到哪里去。

当时的分配前途,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希望能分到大医院、名牌医院中去。尤其是到大医院的大科,如内科、外科等等,然后依次而下,中心医院、区级医院、地段医院等等。但无论如何,二類医院是没有人愿意去的:一是麻风病医院,另一种是精神病医院。问老魏要分到哪里去?老魏他守口如瓶,笑笑从来不讲,只说听从国家分配,听从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又说我就是干革命的,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态度之坚决,使大家对分配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倒不是焦虑、消极的样子了。

毕业分配方案终于公布了,老魏他是分配到麻风病医院去,大家听了,都非常敬佩,他是主动去的,是到最艰苦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市区特别远,地处宝山县。老魏的崇高精神,也深深地打动大家。有时问他,你怎么肯到那里去的?他说,他是孤身一人,没有拖家带口,那里也需要医生,我去那里也能发挥作用。他的话,铮铮发光,鼓舞人心。

在分手前,老魏特地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叫上,说与你们相处五年,分别时给你们每人一个纪念品。说着,拿出二只塑料管子,颜色是黄褐色,像钢笔一样长,有二支钢笔一样粗细,一头密封,一头有套子。他说,这是在朝鲜战场上从美国卫生兵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塑料管子里面放一只针筒。使用时,只要打开这个管子,取出里面针筒,针筒里有密封药水,拿出来就可以注射,用于止痛、止血等,十分简便,用完就随手扔掉。这是战利品,我保存下来,送给你们。我捏捏这个塑料圆筒,较软,手感很舒服,这个小东西是他拼着性命、流着鲜血,从战场上夺下来、并保存下来,随身带着已有十多年了,确实珍贵。至今,我保存着,看到它,就会想起老魏同学。

1966年6月以后,“文革”开始了,他来我院作为“文革”交流,来参观过一次。那时,他陪着妻子过来的。他的妻子比他年轻一些,戴了眼镜,修了齐耳短发,看上去很朴实,待人也很诚恳,是小学教师。

据说在1967年4月,老魏带单位里的民兵队伍,乘大卡车到青浦去做野外训练。在回程的路上,大家都爬上车了,他最后一个押队,爬上车。因为人多,是敞篷卡车,人头济济,都集体站着。他是站在车厢尾部,一只手抓住铁栏杆。车速很快,一个急转弯,把他从车上甩出去,头部着地,脑震荡、昏迷。即送当地医院抢救,无奈回天乏力,就离世而去了。等到消息传到我们同学中时,已过了几个月了,他的一切后事都已办完,没有什么后遗问题。我们这位志愿军的大学同学,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老魏先是解放军战士,后又是志愿军战士,作战勇敢,立过功,入了党,带着荣誉复员,进入新的战场。在医科大学奋读五年,成为一名医生。他始终听党的话,服从组织需要,哪里困难就往哪里去闯,他的崇高精神留下来,鼓舞我们;他的勇敢、正直人品,影响我们。每当我们同学间集合见面,总会不自主地谈起我们的老魏同学,大家都在怀念他。

1973年前后,我曾去上海麻风病防治院会诊。那时,已改名为“上海市遵义医院”。乘了好长时间的汽车,远离市区才到达。那里,四周仍是农田。医院里面的领导及医务科长出来接待我,其中一位年龄较大,一脸风霜。我一看,原来是我们上一班的同学,姓鲁,他也是从部队复员读二医大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过来的。他的历史差不多与老魏一样,参加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然后复员来读书的。毕业分配后也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越是困难越往前。分配到这里以后,照样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的青春,为人民服务。对他在这里工作,我也肃然起敬,他主动到这样环境来工作,方显出他们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品质。那时,我们相互间谈了老魏,十分怀念。

今年,正好是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这大好的日子里,我们更要怀念我们党的好战士,我们的好同学魏徳发。当然,还有与他一样走上医疗战线队伍的许多革命战士。


作者:王祖承,1941年3月生,教授,曾任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