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转型"回顾

承蒙同班同学王锡麟几次邀稿，并每期赐寄《校友之声》，这是一个让我了解母校和诸多校友杰出贡献的平台，当然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以下想谈谈我离开母校后的工作、学习简况，其中最主要是我的“医学转型”，今汇报如下：

我出身中医世家，先父余无言是明国时期上海“经方派”名家，他早就希望我学中医，但我1950年高中毕业后，入读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在我初、高中时期，先父于诊余之暇，经常为我选讲些儒学经典，这对我在大学毕业后转型去“西学中”，起到了加深理解和提高兴趣的作用。

1952年我校与约大、震旦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我继续攻读至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后改为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内科工作。是年冬，卫生部直属“中医研究院”成立。向全国招收“西学中”学员，我报名入读。1955年12月19日建院于开班属同一天。我们班是全国首届离职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个班的师资力量很强，几乎都是从全国请来的名中医。经过二年半系统学习中医，我被分配到编审室（后改为中医文献研究室）工作。

1956年先父让我拜在秦伯未先生门下，当时秦先生是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兼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他与先父原都属老上海中医名家，并在新中国建国后先后被聘来北京工作。所以我除了在研究班学习外，更有机会直接向两位名中医求教。秦老还向我的单位领导提出：“余瀛鳌的编审工作偏重于中医临床文献，应当安排他搞些临床诊疗以相互促进。”卫生部顾问的话当然受重视。1958年冬，我开始在附属广安门医院每周定期门诊，以促进理论更好地联系到临床实践。

1960年卫生部组织下放医疗队，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担任门诊、病房医疗工作。一年后曾一度返京，但内蒙古卫生厅向卫生部提出要在包头市开办“西学中”的进修班，卫生部又派我和另一位路医生去担任教学，我和路先生是三天讲学，三天带临床实习。当时包头市的传染性肝炎（病毒性）很多，急慢性肾炎也比较多，我在临床教学之余又在《中医杂志》、《上海中医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临床报导。回忆在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工作期间，和同道们合作编写了《伤寒论语译》和《金匮要略语译》均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应秦师伯未的建议，将他的旧作《内经类证》予以重订，这花了我很大的功夫与精力。首先通读了《内经》全文，将书中有关病症，记录了1000多张卡片，而原书的病症条目都要补上篇名，书中还针对44病类--补写了每类病症的“按语”等，工作量很大。书的封面署名“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此书在1962年春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一年多时间连续再版三次。说明此书广受读者欢迎。在此书的“按语”中，我初步能融会中西医的若干学术观点。

在包头市“西学中”班结束后，1961年底又回北京工作，一度曾在《中医杂志》担任编辑。从1958年到“十年动乱”期间，我充分利用时间，经常抽暇去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广泛阅读查阅中医药临床文献、古籍等资料，我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编审医籍和撰写学术专文。此外，我还对全国所献的大量单谜验方进行整理和研究。十年动乱期间，院部“革委会”让我和王雪苔、费开扬两位共同主编两套验方著作，均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刊行。其中《常见病验方选编》一书，印数竟达50万册之多，堪称盛世之举。惜乎当时我们这些编写人员均不能署名，只允许在封面上署以“中医研究院革命委员会编”的字样，充分说明当时极左思潮的泛滥。

回顾我在中青年时期，先后所翻阅的古今临床医籍很多，差不多有3000多种，故对中医临床文献有一概要认识。作为二医大毕业又是中医世家出身的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故在早年我就以尽毕生精力从事研究中医临床文献为主，力争多做一些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一些成绩，所以有同道们或将我誉为“中医临床文献的学术带头人”……。作为同德老校友，记得同班学友中，出身中医世家的不少。如邓学稼、施维锦、方宗棠、夏德全、石凤书等，他们的先辈都是上海名医，这在其他班级中难以再见。我深感“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于政策为提高国际临床医学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