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由原中法学校毕业，考虑语言上可能占点优势，转入原震旦大学。为什么选择医学院？这话说起来有些长。

其主要原因是我父亲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后，连续四年失业，难以支撑家庭生计。抗战胜利后，出现转机，父母竭尽全力支持姐姐和我进大学继续读书。我胸无大志，心想：人总要生病，做医生给人治病，不至于失业。而我对医学的兴趣是后来产生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大环境的改变迫使我考虑：我应该怎样做人？人的一生总有关键性的一、两步，必须要努力迈好。在此转折关头，特别是杨舜刚、潘恩源两位老同学给我的指引和劝导，使我终身受益。他们两位是遵循党的政策对我进行帮助。一生中，我最留恋的、最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大学的那段时光。历史公正的，历史给每个人的内容是不同的，留下的烙印也是不同的。

1953年毕业后留母校，在瑞金医院普外科当住院医师。因为外事需要，每一年有一或两次，外调当翻译，最长的一次，曾脱产一年。这无疑使外科无法对我的临床工作和专业培训进行正常的安排。1958年大跃进，上钢三厂两位炼钢工人在生产岗位上，全省被烧伤。全体外科住院医师应召到手术室参加初期的清创、包扎和输液复苏治疗。两位工人归我收治住院。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严重的大面积烧伤。不知道在最初的24小时内需要静脉输入6000毫升如此大量的晶体液及胶体液，更不知道识辨烧伤的深度。然而，伤员临危不惧的精神以及全医院、甚至社会的奋起响应，对我的思想起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从病人入院当天起，我再也没有离开病房，这件事促使我对人生的价值观作更多的思考。

1962年临时调入中联部，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一年，曾任法文组复核组组长。1964年遵照党委决定，我奉命到卫生部报到。获悉国家计划已改变，遂转入北京协和医院。离开工作11年的瑞金医院，告别朝夕相处的年轻伙伴们，脱离我所痴迷的烧伤专业，我就此悄然走了。因为我在外科轮训方面的缺陷，协和医院保留我主治医生职称，按照住院医生职务开始工作，协和医院别具风格的教育使我毫无反悔之意。

1972年去西藏阿里地区巡回医疗。那些年我或者住在土围子里，或者过着道地的游牧生活。远离城市狂热的纷争，第一次贴近贫苦的藏民，第一次回归大自然。巴金有句名言“没有神，我们是人”。当然读到巴金这句话，已时隔几十年。

我是幸运儿，深感我的恩师曾宪九教授知遇之恩。即使他身遭厄运，却始终以执着的理念影响着后来之辈。我不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按通俗的说法，并非嫡系弟子，何况中途插班，教书并没因此嫌弃我。当年我的缺点显而易见，教授却能发现我的优势所在，真是他独具慧眼之处，改变了我的后半辈子。

岁月留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我同样还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