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设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大学，它建于1879年。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销，前后历时73年，它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教会高等学府。
圣约翰医学院是约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1880年文恒理在虹口同仁医院创设的医科。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专设医科，以文恒理为主任，学制四年，给予文凭但无学位。1906年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由于选读医科者必须在圣约翰大学认可的大学或同等文理学院修业两年以上，所以圣约翰医科的学制是七年。
圣约翰医科早期的发展困难重重，主要是经费支绌和师资短缺。学校不得已而采取隔年招生，接收5—10名学生的新班级，规模甚小。1914年通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督教协会的斡旋，圣约翰与该校医学院达成协议，将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和圣约翰医科合并，成立圣约翰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由莫约西任第一主任（莫约西是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创办人）。1918年原计划在上海设立医校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圣约翰募集2万美元为条件，增8万美元以加强圣约翰理科各系。结果圣约翰用此款在苏州河左岸建造新科学馆，馆分三层，化学、物理、生物系各占一层，并添置了不少设备，医预科的教学因此而加强。由于莫约西等人的鼎力和校友们的鼎力相助，约大医学院从此进入了重要发展时期，20年代中期每年能招收一个新班子，入学新生量逐年增加。这样，同仁医院已不可能容纳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于是就把临床前期两年的课程布置到大学的科学馆上课，陆续建立人体解剖、组胚、生理、生化、微生物、药理、病理的课堂及实验室，进一步改善教学设施。由此，约大医学院逐渐闻名遐迩，其毕业生开始在医务界崭露头角。莫约西1931年曾撰文说：“圣约翰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已达到美国A级医学院的入学要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虹口的同仁医院无法维持，不得不迁到九江路圣三一堂北部学舍。1937年10月初中国军队西撤时，经倪葆春等人的交涉，租下了长宁路中山花园对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将其改造为同仁第二医院，收治难民、伤兵，并作为约大医学院教学医院。1939年约大医学院部分医生、护士组队在倪葆春率领下赴云南滇缅公路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莫约西被遣返回国，由刁信德教授任院长，黄明新教授主持教务并兼同仁医院院长。战时经费来源断绝，师资力量不足，黄一人兼教五门课程，且放弃教授薪金，勉强维持，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莫约西重返医学院任代理院长。1947年从滇缅公路返回的倪葆春出任院长，他就任后给美国基督教在华高校联合董事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当和平降临时，我们大多数当然回到上海，但我们发现同仁医院暂栖于福建路，失去了几乎所有东西，包括书籍和病历档案，但宏仁医院却保持了大部分设备，所以现在我们把两个医院都合并在宏仁……目前我们有154名学生，不包括预科生，其中女生有40名左右，约占三分之一。女医生在中国的前途看好……在56名教职员中有44人搞临床，其中9人专职，35人兼职；前期有17人，其中10人专职，主要搞解剖和组织学。”
1947年约大向国民党政府立案，除遵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原有七年制仍继续沿用。战后教会津贴减少，医学院经费拮据，人员设备无多大发展。1950年医学院教师总数为58人，其中教授28人，讲师15人，助教15人，教授多数为兼职，讲师、助教多数为专职。
圣约翰医学院始终是个单科性学院，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有三个科：（1）解剖学；（2）组织学和药理学；（3）病理学、细菌学、免疫学和寄生虫学。临床也有三个科：（1）内科；（2）外科；（3）儿科和妇产科。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临床教学增加了精神与神经病学、放射医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传染病学与卫生学等。教学内容侧重讲授英美医学的理论与实践。采用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的教材，并用英语教学。前期讲课和实验总数每周为26小时，以实验和自学为主，后期讲课和见习每周26小时左右，以见习和自学为主。最后一年为实习医生，分别去同仁、宏仁和仁济三家教学医院进行实习。各门课程及格者给予毕业，授予学位。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刁信德、刁有道、江上峰、胡兰生、俞庆恩、王逸慧、张福星、陈邦典、王以敬、黄铭新、郭迪、董方中、周孝达、马安权、何尚志、江绍基、王一山、陶清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颜福庆曾创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科大学前身）。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
约大是教会学校，虽受教会清规戒律的影响和束缚，但却具有爱国民主的光荣传统。从1911年辛亥革命运动开始，约大爱国学生就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1919年，约大学生在邹韬奋等人带头下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约大师生举行罢课，下半旗为死难同胞致哀，遭到美籍校长卜舫济的反对并要求学生立即离校。广大师生非常气愤，当即宣誓离校者553人，其中包括著名教授孟宪承、钱基博等，并提出收回教育主权，立志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新学校的豪迈口号，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师生们组织了“离校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6月开始筹建新校并定新校名为“光华大学”（即光我中华之意）。师生们的正义行动给予卜舫济有力的回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伪统治压迫下，约大学生抗日救国的觉悟日益提高。1938年中共约大支部的建立，使约大学生的抗日救亡、爱国主义运动有领导、有组织地持续开展。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约大成为上海学生运动堡垒之一。中共约大总支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学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在蒋管区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团结广大学生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在全市学生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留在二医工作的蚁国钧、萧碧莲、杨之骏等也是约大的地下党员。约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