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华，1960年生，上海人。1978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1983年本科毕业。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科行政副主任、主任医生。担任中国医师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学会儿童肾脏病学组委员、亚太生物免疫学会儿童肾脏免疫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同时担任《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临床儿科杂志》《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中国小儿急救医学杂志》《中国临床实用医学杂志》编委。主持或参与编著儿科专著8部，发表论文150余篇，承担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多项课题。

朱光华原本的梦想和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一样，当一位作家。命运的阴差阳错，他进了医学院。初做儿科医生时，还有过“一个大男人，怎么来做小儿科医生”的情绪，而在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下，他爱上了自己的岗位，成为一名拥有爱心、细心、耐心的大夫，每次遇到哭闹的小孩，先逗一逗、哄一哄，再做检查。他说：发自内心喜欢儿童的人才能做儿科医生。

原本想当作家

1974年小学毕业后，我就按部就班地进入了中学，当时中学不分初中、高中，都是统一的四年制。整个社会还充斥着“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大多数中学生浑浑噩噩，胸无志向。直到“文革”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作出了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举国一片欢腾。那年正在普陀区一所中学读三年级的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转变命运的机遇，早早立下了参加高考的志向。

我作为应届生，参加了1978年夏天的高考。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中学极为重视应届生的高考，提前近一年的时间，选拔平时成绩不错的学生，组成数个备考提高班，为我们配备了全校最好的师资，让我们全力以赴备战高考。与上一届考生相比，我有了更多的复习时间。因为我一直没有离开学校的环境，或多或少都在念书学习，所以，尽管备考期间很辛苦，我还是适应了这样的快节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寒窗苦读数月后，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录取了，非常地喜出望外！要知道，1978年夏天高考竞争十分激烈，610万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了40.2万人，录取率仅为6.6％！

其实走上“学医”这条路也是无心插柳。我当时爱好文学，钟情写作，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而且我的文科成绩好，理科相对薄弱一些，考前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填一类院校、二类院校多个志愿，师范类、铁道类的院校属于比较吃香的，想要报考的人也特别多，毕竞当时是刚刚恢复高考，很多学校还没有恢复招生，对自己而言，能够选择的学校本来就不多。学医毕业之后做医生，社会地位比较高，想想确实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而且二医作为地方的医学高校，也有不小的名气和吸引力，于是我就填报了二医。

至于专业的选择，我当时觉得做外科医生可以走上手术台，银幕上也常常看见医生拿着手术刀的样子威风又帅气，因此就首选医疗系。而儿科系作为二医的特色学科，我就把儿科作了第二志愿填报。岂料最终被儿科系录取。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国儿科医学人才比较紧缺，所以只要填了儿至于专业的选择，我当时觉得做外科医生可以走上手术台，银幕上也常常看见医生拿着手术刀的样子威风又帅气，因此就首选医疗系。而儿科系作为二医的特色学科，我就把儿科作了第二志愿填报。岂料最终被儿科系录取。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国儿科医学人才比较紧缺，所以只要填了儿科志愿的人都被该专业录取了。从此，我就与儿科学结缘，三十多年不离不弃。

我们十分幸运，进入校园，就遇到了一批医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像余㵑、高镜朗、金正均、王一飞等名师。当时学生很多，经常上150多人的大课。这些老师都亲自走上讲台，他们授课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听他们讲课无疑是一种享受。尽管时过境迁，但如今细想起来，依然回味无穷。当年授课的老师中，大多是功绩卓著的名教授，他们著作等身、成果累累，这些大师在学术上拥有的巨大成就，我真的是既羡慕又崇拜。特别是我小时候有一个当作家的梦，感觉能写书的人很伟大。而如今这些教科书的主编就在眼前，我从内心里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从那一刻起，我就把这些教授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前进的目标，在学习上合理规划并不断严格要求自己。

读书的时候，学校的补助加上家里给的生活费就足够吃饱穿暖了。当然，那时大家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和奢望，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可以去学校附近淮海路上“淮国旧”，淘一些二手货。碰到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以低价买到新品。这便是学生时代少有的乐趣了。

见证儿童医院三次迁址

在二医校本部完成了两年半的基础学习之后，我就开始了临床实习。尽管是儿科系专业学生，但依然要到各个科室轮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的知识都要学习。根据学校安排，我先后去了新华医院、儿童医院、虹口区中心医院、崇明县人民医院实习，临床带教老师先是把理论知识讲一遍，再带我们去临床见实际病例，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受用至今。

临床实习如同“实战演习”。面对面地接触患者，见到了实际病例，我当时很兴奋、很好奇。那个年代，医院周边也没有什么娱乐休闲场所，下班之后，我也不回寝室休息，依然在科室里帮忙，或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急诊科参与洗胃、插胃管等。只要能上手的活儿，我都很乐意去做。那时因为年轻，即使连续多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也不觉得累，唯一的期盼就是多学一点技能，早日掌握治病救人的本领。

几十年来，我国的儿科专业发展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波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儿科医生队伍不太稳定，跳槽改行屡见不鲜，因此人才流失现象十分普遍。我的很多同学都转行了，但我始终坚守在儿科岗位，在上海市儿童医院(2003年，上海市儿童医院成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一待就是几十年来，我国的儿科专业发展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波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儿科医生队伍不太稳定，跳槽改行屡见不鲜，因此人才流失现象十分普遍。我的很多同学都转行了，但我始终坚守在儿科岗位，在上海市儿童医院(2003年，上海市儿童医院成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一待就是三十几年。从1983年毕业起在泰兴路的老院址工作，到后来1993年搬去北京西路，再到现在迁到泸定路的新院，算是经历了儿童医院三迁院址的“老人家”了。应该说，医院见证了我从一名青涩的书生转变为一位有医术的儿科医生，而我则目睹了儿童医院从弹丸之地的“弄堂医院”发展到占地40多亩的大型专科医院。

如何成为优秀的儿科医生

作为儿科医生，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正式上班的心情与场景，在门急诊以及查房时，面对接二连三大哭小叫的患儿，我觉得头昏脑胀，心情也不免烦躁起来，患儿的体检和诊断准确度也因此受到影响，实习期的兴奋与新鲜感似乎已经消退。当时我还有“一个大男人，怎么来做小儿科医生”的负面情绪，后来在上级医生与老教授们的言传身教下，我的职业情愫才逐步培养起来。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刚做医生的第3个月，因为年轻没经验，大大咧咧、毛毛躁躁的，有一次给初生婴儿称体重，我直接将婴儿从被窝里抱起放在秤上，当时只想着快点得到体重数据，根本没考虑体质娇嫩的婴儿会着凉，需要包裹毯子保暖，也因此被年长医生狠狠地批评并教育了许久。随着年龄与医龄的增长，尤其是在余亚雄、郭迪、吴守义等老前辈的教诲下，内心情感与职业素养有了显著提升，乃至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爱孩之情与专业技能也日益增强，几十年来，医德和医技也得到了患者的肯定。

对于“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这个命题，我觉得一定要具备“三心”：爱心、细心、耐心，三者缺一不可。俗话说“爱一行才能干好一行”，喜欢小孩子的人才能做儿科医生，这种喜欢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哭闹是小孩子的天性，特别是身体不适时，更加需要通过啼哭来释放情绪，作为儿科医生一定要有耐心，如果遇到小孩一哭就烦躁的话，很容易影响情绪，诊断也会出现偏差。工作几十年里，我在诊视患儿时，通常都会逗一逗、哄一哄小孩，等他们平静下来后再做检查。毕竟，儿童大都不会表述自己的症状，多数情况下要靠医生观察，这就需要我们足够细心。当然，年轻的医生一开始可能不完全具备这种素质，但一定要慢慢去体会、去琢磨，才能够在心态上理解并在态度上转变。

做一名儿科医生与成人科医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儿童的成长发育是一个动态而迅速的过程，它不像成年人的各项指标基本都固定了。所以，做一名儿科医生与成人科医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儿童的成长发育是一个动态而迅速的过程，它不像成年人的各项指标基本都固定了。所以，儿科医生一定要熟悉儿童生理、心理的发育规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各项指标

也都要了然于胸。许多儿科诊治方案都是根据儿童的体重来制定的，比成人的诊治要复杂很多、也辛苦很多。因此，一名儿科医生一定要具备“三心”。毕竞儿童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一个好的医生可以造福患儿的一生，但一个粗枝大叶的医生稍不留神，就会毁了孩子的一生，甚至毁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和幸福。所以作为一名儿科医生，身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要“三心”兼备，行医时慎之又慎，并处处留神。当然，“三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年累月慢慢养成的。

高考制度的恢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高考，没有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中国难以发展到现在这般富强。至于我个人，没有高考的话，我的命运与现在肯定截然不同：当年，我们中学毕业生的去向是根据家中兄弟姐妹的就业情况而定的，我是家里的老三，两个姐姐分别去了农场和工厂，轮到我就是去技校读书，毕业后做个技术工人。但是通过高考，我的命运就改变了。如今，我成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和儿童健康的促进者，我要衷心感谢党和国家，感谢母校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