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静，1957年生，上海人。1977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1982年本科毕业；1987一1993年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接受研究生培养，获得生物物理专业硕士学位和人体组织胚胎学专业博士学位。历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教研室主任、生化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副主任、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分子细胞与组织”教学团队首席教师。曾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育才奖”、“三八红旗手”、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上海交通大学教书育人一等奖、“上海市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

漂染厂的挡车女工易静坚持跟着广播学英语，尽管学了似乎也用不上。待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她又软磨硬泡坚持报考，最后她真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大学向易静敞开了大门，为她展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小说百花齐放，文学备受推崇，思想冰河解冻，女排成为英雄…那也正是八零年代的缩影。回望30年来走过的路，易静说，最是不曾辜负青春的踏实感令她满足。

软磨硬泡去高考

1975年的春天，我中学毕业了。因为姐姐已远赴黑龙江务农，按规定我可以留在上海工矿企业，于是，我被分配进了上海纺织局下属的一家漂染厂做挡车工。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小学教育都不正规，但我一直算是爱学习的学生，进工厂后还坚持了一阵广播英语的学习。1977年夏秋时节，听闻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我就决心要上大学。当时工厂里的师傅还劝我，“你能在国营工厂上班就是最好的工作了，考上大学的话，毕业之后还有可能分配去外地呢。”当然这不会动摇我报考的决心，但是，当时能否参加高考需要单位批准，我差点没能走进考场。厂部专门出了一张数学卷子让我预考，并明言通不过就不能参加高考。不争气的我还真没考好，一想到就这样连走进高考考场的机会也没有，我不禁又委屈又焦急，经几番软磨硬缠，厂领导终于允许我参加高考。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中学里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数理化学习。当年，从开始复习到考试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然而十年来没有高考考试，考题的难度和范围更是完全无从揣测，因此我觉得十分茫然。我专门去求教隔壁做中学老师的邻居，为自己讲授高中数学的一些内容，又找来《青年自学丛书》自学。在1977年的夏秋数月里，我在工厂“三班倒”的一切空余时间里苦读苦练，但心里始终没底。在为期两天的考试中，还因自感发挥不好而差点中途放弃，可想而知，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真的是喜出望外。

对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我一开始并无明确的想法，学医于我也算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我的祖父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医学专科学校，姑妈也从医，所以我在父亲“继承祖业”的建议下，把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学作为了第一志愿。

八零年代激情飞扬

我们这一级学生进大学之后，重新系统地学习了数理化知识，很多人刚刚开始学习英语。我和大家一样，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慢慢生出对医学课程的兴趣，并逐步学会用归纳总结的方法梳理和记忆知识。老师们都热情高涨地教课，金正均、陈仁彪、王一飞等很多老师的课堂风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1977级和晚半年入学的1978级学生，据说被称为史上空前绝后用功的大学生。同学们清晨在操场朗读或默念英语，深夜在走廊或蚊帐里用手电看书，是那时校园里的寻常景象。入学不久，中央发布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后的思想解放大潮，剧烈地冲击了我以往的观念，在同学中也引起了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讨论，启发了我们对刚刚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思考。大学生因国家排球队获胜而激动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是我们这几届大学生的流行口号。对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来说，“振兴中华，从我做起”成为终生践行的信条。

当时恰逢改革开放初期，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收获》《当代》《十月》等新老文学杂志让人目不暇接，课后一头钻进图书馆的我们，常常放下课本而沉溺于小说，被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之类的书迷得废寝忘食。有一段时间，我用夜自习的时间，“偷偷”阅读了当时刚有的美国版世界历史译本。

我还参加了学生舞蹈队，经常在排练场“浪费”时间。当时学校里以1977级和1978级学生为主体成立了舞蹈队、话剧队、乐队等，那些优雅演奏钢琴和提琴的乐队同学们令我佩服至极，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几次一起外出同台演出的经历。当时，我们舞蹈队在一位校友的编导下，演出过一个科幻小舞剧，表演内容是随着科技发展，有朝一日，机器人将取代护士巡查病房。而那一日就是剧中我们举着一块牌子上的“2000”，也就是“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没想到那个当时看似无比遥远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了。

科研之路柳暗花明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纺织局，成为职工医院的医生。后来又考回母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我很庆幸当初走上了学医这条道路，而后又从事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和教学。有了多年工作经历后，我逐渐意识到，相比临床医生职业，自己更适合从事基础研究和教学。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师从汤雪明教授从事溶酶体研究。当时我们尝试解释内分泌细胞中存在诸多自体吞噬的原因，但限于知识概念和技术手段，在1993年博士毕业答辩中，我无法回答自体吞噬如何受到调控这一问题。之后，我的研究转向了活性氧相关的蛋白质修饰和信号转导方向。在此过程中，最让我激动的是窥视自然奥秘的一段经历，我们用5年多时间弄清楚一个蛋白质SUMO(类泛素蛋白修饰分子)修饰的酶如何受细胞氧化应激调控改变自身修饰和与其他蛋白相互作用而发生量的改变，又进而通过多个底物影响信号转导和基因表达，从而介导氧化应激应答反应并对肿瘤进展发生影响的机制。在这个领域，我以通讯作者名义，在包括Cancer Research、The EMBO Journal、Nature Com munications等杂志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和综述，连续获得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资助。

就在我当年带着对自体吞噬调控机制认识的缺憾离开这一领域后不久，1995年，日本科学家克隆了自体吞噬基因，发现自体吞噬是在发育中受到调控的一个过程，与肿瘤等许多疾病有关。从那以后，有关自体吞噬的研究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仿佛经历一个轮回，我科研生涯之初的“未解之谜”重新成为当今最热的细胞生物学问题之一，这让我近年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在继续已有研究的同时，在结束职业生涯之前，回到“自体吞噬”领域，把活性氧相关的蛋白质修饰和信号转导与自体吞噬联系起来，争取回答自己当时做研究生时没能回答的问题！现在我们这方面探索的结果已成论文，也即将投稿。科研就是这样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因而令人欲罢不能。

教师应该科教兼能

我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应该科研、教学兼能。在完成繁重科研工作的同时，我常年参加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多门课程的课堂教学以及课程建设和改革，年均上课时数逾百。我作为首席教师，负责跨越四个学科整合的《分子细胞与组织》的课程建设，运用自己在医学和生物学两方面的知识储备，对教学内容、授课形式、讨论课和考试题目组织做了精心设计，凝练跨学科整合知识点，组织大量集体备课和交互听课，从而形成团队对整合知识点的共识和授课侧重点的把握。该课程入选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并在2016年验收中获得优秀。我负责的“医学细胞生物学”被列入2017年度上海市全英语示范课程。此外，我还主导了上交一渥太华联合医学院中外合作的“Cell Biology(细胞生物学)”课程建设。我还担任《医学细胞生物学》、《医学细胞生物学常用技术》的主编，以及卫生部规划研究生教材《医学细胞生物学》的副主编。

我曾担任基础医学院分管科研的副院长职务。任职期间，在营造学术氛围、组织基金申报等方面做了一些制度建设的努力。2004年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带领科研办公室创建了“21创新论坛”学术报告会制度，特邀国内外著名学者或领域新锐担任报告人，14年来，听众达两万余人次。我还主导推出了研究生科研活动日，命名为“新羽杯”，象征着雏鹰展翅待飞翔。这两项活动都成为基础医学院的特色品牌，对学术交流和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踏实感让我满足

要说高考对我的意义，首先是让我从一个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青年工人，变成一个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能够利用专业知识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但是大学不单教给我知识，也培养了我的理性思维，开拓了我的眼界，激励我不断设立更高远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追求。特别值得珍惜的是，大学让我结识了有趣的同学和老师，其中有些师友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益友。

中国在这4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享受着令人赞叹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被喧嚣浮躁的社会风气侵扰与裹挟。我欣慰，为自己听从内心的召唤，踏踏实实走在追求更完美自我的道路上；为自己投入了建设更好的大学和更好的社会的宏大事业中；为自己始终坚守80年代“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理想，跨越时间、经历世事而不曾改变。我自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的伟大进程，我是亲历者和获益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我也庆幸，在时代大潮的挣扎中没有失去自我，保有宁静的心境，恪守着自己珍视的原则。

我也感恩遇到了诸多良师益友。在学习上，我的研究生导师汤雪明教授是我科研之路的启蒙者，在我成长中不断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他对学院做出很大贡献却始终低调谦逊，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实践能力：既力创事业佳绩，又追求品行美德，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榜样。他志存高远又随和淡泊的人生态度是我永远心向往之的境界。在生活中，每每我与多时不遇或相隔

遥远的同学交流起来，就仿佛从未分开似的投机，远在海外的同行兼老同学也曾为我提供进修机会。在工作中，我遇到无数友善合作的同事和上进奋斗的学生，我们一起推进了事业的发展。

我感恩母校，是母校奠定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更提供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近30年来，只顾耕耘，不问收成，回望来路却收获良多，最是不曾辜负青春的踏实感令我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