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多个前所未有的奇迹。为全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交大医学院走过的发展历程，围绕党的十九大和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主题主线和奋斗目标，在医学院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指引下，围绕医学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促进“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工作，更好地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医学院党委宣传部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栏目“四十人话四十年”。

　　本期访谈人物：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强迫症诊治中心主任  王振

　　“可以说，我是伴着改革开放，一起成长。”2000年，22岁的王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硕士，后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一名住院医师，从此一头扎进了强迫症的诊疗和研究中。抟沙转烛间，一晃二十年，王振如今已是国内精神卫生领域青年专家，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副院长，同时作为强迫症诊治中心主任的他，正带领学术团队钻研这一被称为“精神疾病中的癌症”的难治性疾病。

　　作为世界十大致残性疾病之一，强迫症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谈及专业，王振滔滔不绝，“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推动国内强迫症临床的诊疗和研究。”强迫症的病程长，很多患者又是隐性的，给自身和家人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目前我碰到最长病程的是53年，”王振说，“这位老先生83岁了，从他30岁开始，脑海中就要对自己每天的行为言语进行不断的检查，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反复想，是不是有错是不是不妥当。”这种思维强迫困扰着他五十多年，家里人也一直认为他只是一些性格问题，会服安眠药之类助眠，没有意识到这是强迫症，直到老先生发展到每天要给家人拨打几百个电话，家人才觉得事态严重，才开始四处求医，最后辗转来看心理门诊。王振通过药物治疗结合行为治疗的方式为其提供整合治疗患者在家人鼓励下也坚持2年的门诊随访，现在老先生已经基本痊愈，生活状态大为改善，用老先生自己的话说“像获得了新生”。

　　王振说，做一个优秀的精神科医生，不仅要对疾病本身进行关注，更要关注罹患疾病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心理环境。为了实现 “总是治愈”，在工作中给病人以“帮助”就不仅仅是医学行为，还要有人文关怀；坚持对疾病本身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同时，要关注患者的家庭支持系统、人际模式等内容，指导和帮助患者架起沟通的桥梁，做患者心灵的朋友，一起对抗精神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

　　曾经有一位刚上大学的小李，他存在明显的强迫行为，经常会克制不住地、刻板地做一些动作，比如反复眨眼。后来，小李的病情不断加重，除了眨眼，他还出现了咳嗽，耸肩等怪异的行为，使他在同学眼里成了异类。他和王振说，最痛苦的未必是疾病本身，而是别人的不理解。因为有很多人把这些症状当做“精神病”行为，甚至他的父母也无法理解，总是和他说：“这毛病，一定要改啊！”这让小李觉得自己是不被接纳的。陪伴小李与强迫症斗争的过程，对王振来说就像是经历了一场修行，强迫症患者大多智商很高对自身要求也高，尤其青少年患者往往会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很容易把他人的建议当成“说教”，常常寻找他人的错误，驳斥或抵抗治疗建议和要求。“所以我们要引导患者去接纳它，把它当做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才能试着去做出改变，这就是治愈强迫症的精髓。”一次次的诊疗陪伴，一次次的耐心倾听和悉心指导，小李痊愈了，后来成功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医生就是把解除病人的病痛作为最大的乐趣和安慰，如果在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和这种可怕的疾病一起度过，会让人悲伤和惋惜。”也许王振早就将工作化成了责任、将职业化成了追求，在一次次成功救治的案例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升华。

　　现在的王振更是一位“追梦人”，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王振回忆在他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时期，研究强迫症的团队非常少，研究经费也常常显得不足，而如今他的团队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的强迫症科研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从发病机制、危险因素、早期诊断、优化干预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索。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也不遗余力，坚持在教学一线承担授课，担任博士和硕士生导师，培养、挖掘更多的精神卫生人才。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精神卫生既蕴含着史无前例的机遇，也面临着任重道远的挑战，很显然，未来的征途绝不是顺风之旅，如何突破自我，如何向国际顶端医学目标发起冲刺，王振们已经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