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医院离休干部 丁怀翌

电影‘枯木逢春’描述了一个农村在防治日本血吸虫病（以下简称血吸虫病）后的变化，我通过参加三次下乡血防工作的经历，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巨变。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传播，超过1000万人受感染。1951年，我们参观了青浦县任屯村，这一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多数村民已死，留下黑洞洞的空房子。在其中一个黑屋子里，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躯体，他的腹部巨大呈半球状。他的头像一个骷髅，他的两个眼睛显示他还活着，但快死了。太可怜，太可怕了。我还看到血吸虫侏儒病人，应该是成人了，但只有七八岁孩子那样大，鼓着大肚子。我们的政府决心要消灭血吸虫病，我有幸参加了三次血防工作。

第一次是在1952年1月寒假期间，大队长潘儒荪，中队长俞国瑞，小队长蒋礼平，当时我是医学院四年级学生，我们小队的医疗点是在青浦，盘浜。我们和病人一起住在农民的房子里。当时农民是很穷的，他们用石头打谷，所见的农具仅是用木和铁作的锄头和铁铲，没有任何机械。盘浜没有桥，对岸农民家里来送饭每次都要撑着小船。那时我们采用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20天一疗程。一个月后我们回校了，这次治疗很顺利，但疗程太长，效率不高。

1958年2月，我第2次参加血防医疗队，大队长杜善芝，中队长吴耀玉，邱瑞玉和我任小队长，这次我们小队的医疗点在青浦县重古乡，我们在乡支部万书记和办事员陆麒麟的支持下开展工作。在那里整整一年，使用的还是酒石酸锑钾，但疗程缩到7天或3天。由于药物浓度增加，注射时需非常小心，如药剂从静脉漏出，会使周围组织坏死。我们的工作谨慎而有序的进行，一批批病人完成了治疗。后来‘人民公社’‘大跃进’来临，疗程缩为4小时，每天我们从一个大队转到另一个大队，全乡10个大队10天转完。每天晚上，我们住在船上，船头上放一个炉子，针筒就放在上面煮沸消毒。黎明，船摇到了目的地，护士就去准备清洁用水，首先，他们把大缸中的河水，用明矾沉淀，然后用6层纱布过滤两次。病人由大队干部呼唤集中到临时的治疗点，我们医生就开始检查病人，并开始用消毒好的针筒为病人注射，2小时一次共3次，如病人出现恶心，呕吐，心动过缓，心率失常或其他不适，治疗即延缓或放弃。晚上，当工作结束，清洁最后一批针筒后，我们上船，船是没有蓬的，每个人绻着身子，有的用草帽盖着头，船夫摇着橹，针筒在炉子上煮着。当黎明再次来临，第二天的工作开始了。4小时疗法由于短期间药物剂量大，好些病人不能耐受；而能完成治疗的，大多不够彻底，需再次治疗。

在我们努力治疗病人的同时，来自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同学们积极地开展预防工作，他们整天坐在船上，顶着烈日，沿着河边喷射用以杀灭钉螺的药水。而我们则配合他们调查河床边钉螺的密度。三人一组，沿着河边走，每20步停下，第一位头低足高俯扑到河床边，第二位拉住前者的脚以防滑落，此时，第一位用一种竹制的工具，很像一支尺，但拉开，就成一个方的框框，然后用竹镊子轻轻地拨开浅层的泥土，数框框内钉螺的数量，站在一旁的第三位就记录结果，数量多少不定，但往往会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些数据都上交给血防站。当冬季来临，农民们结合水利工程将有钉螺的泥土埋掉。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在农村已看到拖拉机，和脱谷机等，生活条件也有明显好转，50年代初在任屯村和盘浜的所见已不复存在。

1964年，我第3次参加血防工作，那时，我们用麻油制剂，病人只需口服，不需注射，方便多了，当然每天喝麻油药，味道不太好。这次下乡时间不长，该属于扫尾吧!年复一年，成百成千个医疗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对早中期的病人使用了药物，晚期因血吸虫病肝硬化的病人由外科作脾切除治疗，加上年年不忘消灭中间宿主钉螺，终于把肆虐在祖国大片土地的血吸虫病控制住了。多少年过去了，农民的健康进步了，生产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经常看到报上有青浦，特别是重古的消息，真是今非昔比，这确是‘枯木逢春’啊!